王涛：体制改革和出版创新(图)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政策法规司司长王涛。（人民网记者朱月怡摄）

　　人民网北京1月8日讯 由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和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于2007年1月6日至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专家学者就“文化产业战略与发展模式创新”等话题发言，以下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政策法规司司长王涛发言摘编。

　　王涛：大家好，我讲演的题目是“体制改革和出版创新”。大概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出版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我国的出版业具有创新能力。出版产业的创新能力是它的核心的竞争力。目前我国的出版产业总体上讲创新能力在不断地提升，但是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赋予它的使命而言，与国外强势媒体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创新能力是弱的。

　　应该说今天地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大国，并且正在向一个经济大国迈进，但是我们今天的文化来难以给我们的国家匹配上必要的文化内涵，我们今天的文化在世界上还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为什么这样说？刚才花教授讲了一个“花木兰”的例子。我在今天3月份的时候我也讲了这个例子，但我跟花教授的出发点不一样。花教授讲的是文化需要更多的开放性，而我从我们自己的职业的角度，从我们自己的观察而言，花木兰是一个中华民族耳熟能详的故事，经过美国的迪斯尼的加工整理，制造出来的花木兰确实具有震撼力，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就熟知，但是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流泪了——这就是文化创造力的力量。我认为这部片子无论从哪讲都是世界一流的，但是长期感觉不是很舒服，这样的一个花木兰，并不是我从小就已经理解、习惯的，带有中国传统妇女形象的那样一个花木兰，她是一个穿着中国民族服装的朱莉叶。

　　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选择是友谊的，但是中国的出版资源都进行这样的选择，我们文化的内涵就要发生转移，这不是危言耸听。我的孩子今天初三，五年前跟我争论一个事情，他说关羽有一个女孩叫关凤，我说关羽没有女儿，他说不，就是有一个女儿叫关凤，他跟我讲是日本的一个动画片讲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如果都进行这样的选择，这样的演绎，我们自己延续的五千年的文化，到今天就可能中断，所以我们的创新能力直接跟文化的选择联系在一起。

　　之前讲到我们的文化产品进出口比例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出版产品同样如此。多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力求通过各种方式打开我们的文化市场，今天我们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去说我们要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这样一种强势的打入，我们今天的发展没有处于这样的阶段。我回想从1994年到1998年参与入世谈判，到最近我们到美国华盛顿进行磋商，大家知道美国、日本、欧盟已经准备要告我们去，其目的就是要打开我们的市场，但是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坚守我们的底线，但是多次谈判，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创新能力太弱，这使得我们处于被动的地位。

　　中国的出版业为什么创新能力弱？我认为主要的是存在着体制性和机制性的弊端。归纳为六个方面：

　　第一，现有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使得出版单位难以成为真正地市场竞争主体。大家知道我们的市场在逐步的发展当中，今天的新闻出版业我们拥有的产值是最高的，我们拥有495万从业人员，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但是在这个市场中，一个重大的体制弊端就是缺乏市场竞争的主体，缺乏市场法人。多年来我们出版的单位，工资靠事业体制，奖金靠企业体制，企图在整个的市场经济规格和健全当中占有好处，但是走到今天，市场经济要求规则清晰。规则的灰色地带消失的时候，这个弊端就充分地显现出来。

　　第二，我们出版单位国有独资这样的一种体制也使得我们很难发挥。国有独资这样的体制，所有的出版单位必须有一个主管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之间多年来形成了一种上下级的行政附庸的关系，使得我们的出版单位，在出版物市场上难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此影响到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三，出版单位内部带着明显的行政层级的内部管理体制和分配机制，也妨碍着它有效地组织效率的发挥，妨碍着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我们国家目前包括书报刊、音响出版单位等等，是按照比照的行政机关来设置的，按照传统的流程来进行设置，这样的一种设置使得出版单位难以适应市场瞬息千变的变化。最近很多国外大的媒体公司，在国内纷纷建立自己的办事处，他们集中地挖走了我们出版单位一批优秀人才，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分配机制比我们的分配机制要灵活的多，有效的多。

　　第四，出版单位经营媒体品种的单一，妨碍对出版资源的综合开发。多年来我们把出版媒体作为宣传工具来进行配置，使得出版单位多种媒体的综合经营能力非常弱。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有573家图书出版社，9490家杂志，320家音响出版公司等等，这一万多家出版单位基本上都是单一经营媒体的。世界传媒集团一个主要的运营方式就是对一种出版资源，用多种媒体进行综合开发，实现它价值的最大化。

　　第五，我们出版单位的规模经营能力很弱，导致我们出版物市场的战略投资者的缺失。我们国家一万多家出版单位，总体的态势是大的不强，小的不活。我们去年销售最高的是外语教研出版社，销售额14亿人民币；而去年英国一家出版集团，达到70亿美金。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比价而言，这里存在着比价的问题，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规模经济能力很弱，我们的投资能力很弱，所以我们的大项目很多，但是由于投资乏力，现在完全靠政府的资金来完成，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发的成果。如果我们的出版业能够产生自身的投资能力，整个创新的提升将是不言而喻的。

　　第六，出版的信用体系建设收到很大的损伤。我国出版长期实行政府管理，直接参与出版经营，既管理又经营，政企不分，政事不分，这样的状况导致了中国文化产业贸易壁垒的加剧。

　　这些问题我们看到之后，我觉得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改革，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文件，要深化体制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出版体制改革成功了，文化体制改革就大半成功了，所以现在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任务非常艰巨，针对提高创新力，我觉得应该有四个方面去深化改革。

　　首先，要建立新型的市场主体。根据中央的要求，绝大部分都要实现转企改制。要注销事业法人，取得企业法人，领取税务证，市场没有企业就不称其为市场。

　　第二，要在出版业普遍的建立现代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企是一个要求，转企之后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典型的模式，让我们的出版单位逐渐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建立起公司制的结构。我们过去的出版单位都是国有独资的体制，因此它和主管主办单位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上下级的关系。根据这样改革的要求，尽可能的要建立股份优先公司和优先责任公司，形成多个投资主体。当然这多个投资主体有一个严格的界限，我们国家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它充分的合理性。上海四季出版集团，原来是上海市独资的出版公司，转资之后有六家进入，上海东方网有限公司等等。他们现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了新的上海四季出版优先公司，公司的一套管理都按照事业企业制度发展起来，现在公司发展的非常好。

　　第三，要着力培育骨干企业、骨干单位，按照战略投资者的要求进行打造，从出版资源的配置，跨地区经营到上市融资提供一系列的政策扶持。目前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已经成功借壳上市，上市以后赢得了大量的资金。最近辽宁出版集团，四川发行集团上市的工作进展非常的顺利。我们又向国家委推荐了六家上市公司的企业，一定要打造一批具有强大的覆盖能力出版的骨干企业。

　　第四，就是要形成多种媒体综合经营的出版产业格局。在这次改革中，中央明确要求，出版单位之间可以进行兼并和重组，包括报社兼并，通过兼并形成强势媒体。中国出版产业要在改革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我相信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能力会逐步地提升。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