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重庆1月8日电(记者黄豁) 前不久,重庆公安机关远赴广东、福建、上海、北京等9省市,为在当地打工的重庆籍农民工上门服务,办理第二代身份证。不少喜出望外的农民工,拉着远道而来的民警热泪盈眶,有的主动将自家小卖部腾出来作为办证场地。
用农民工们自己的话说,是没想到公安机关会不远千里上门服务,而且是专门为农民工服务。这样的感动让人心酸,也让人深思——农民工的“没想到”折射出他们长期被忽视、难以享受公共服务的现实;有关部门仅仅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多为他们考虑一些,多提供一点服务,就让农民工感动得落泪。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青春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但却难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有时连基本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近年来,国家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和办法,但是,一些地方和部门还与中央的要求存在不小差距。比如,北方某市提出的打击“恶意讨薪”,南方某市提出的“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进入”,都暴露出对农民工的冷漠与排斥,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普遍批评。
重庆外出务工人员有320多万人,每10个重庆人中就有1个在外省市务工。由于常年在外,为了换领第二代身份证,不少农民工不得不往返奔波于家乡和工作地之间,不仅耗费了时间,增加了费用支出,甚至还可能失去工作。有关部门测算,一位农民工从东部回重庆拍摄二代身份证图像,往返一趟至少花费1000元左右,而不少农民工每月收入仅700元-800元。截至目前,重庆警方已上门为10万农民工采集了二代身份证图像,相当于为农民工节省了1亿元支出。
长期以来,城市管理部门对农民工加强管理强调得多,主动服务强调得少。如果各地各有关部门都能像重庆警方这样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多设身处地为农民工考虑,将自己的工作拓展一点,尽管只是工作上的一小步,也许就是促进社会和谐的一大步。
(责任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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