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的名义救助刑事被害人(图)

　　最高人民法院7日在部署今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彰显司法人文关怀。“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成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

　　就在前一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济南召开的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司法和谐”理念，并表示：“坚持司法和谐，必须注重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和谐的诉讼秩序包含着诉讼的主体平等、程序平等，这其中有些就要靠司法的救助来保障。

　　实际上，要实现司法和谐，必须要完善司法救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法机关的功能并不止在“定纷止争，化解纠纷”，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正义，也是其职责范围。所谓司法正义正是如此。而要想实现“有权利就有救济”的司法正义，一套针对刑事诉讼的司法救助体系则必不可少。

　　然而，长期以来，在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方面，法院多是将犯罪者定罪量刑，很少考虑被害人或其家人所受损害的赔偿问题。例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这样的一条规定执行起来很容易沦为“法律白条”。因为犯罪人如果不具有赔偿能力，刑事受害人所要求的赔偿即便得到司法的支持，在执行上却根本无法实现。

　　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杀害11人的邱兴华最终伏法，但为他所伤害的11个家庭却陷入了生活困境，期间，被害者家属的民事诉讼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反倒是邱的家人因为“名人效应”得到了社会捐款；再往前的杨新海案、马加爵案也是如此。

　　显然，这样的一个救助空白只有通过国家救助的途径才能弥补。以国家的名义，对刑事受害人实施救助，既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法律保护弱者的应有之义。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说：“法庭不能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也有权获得实质正义。”事实上，已经有不少省份在司法救助方面先行一步。如浙江设立司法救助基金资助打赢官司“困难户”，福州规定生活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可申请司法救助，等等。

　　此外，近年来世界各国也都在司法救助中探讨一种直接救助的可能，司法机关不再单一地履行司法的角色，同时还要充当救助者的角色，即在司法行为中直接增加司法救助的内容。所以，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也算是与国际接轨了。

　　无疑，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大有必要，但具体到实施过程中，这种司法救助如何与其他的社会救助实行有效的衔接，当不能忽视。众所周知，在司法救助之外，国家还有着多种形式的社会救助。比如说在交通肇事案中受伤致残者，既可以申请道路交通事故基金的救助，也可以纳入残疾人保障法的救助范围。严格说来，国家对贫困群众都有不同的救助措施，这其中当然包括刑事受害人及其家属。现在，要建立司法的国家救助自然是好事，但如何界定救助对象是适用司法救助，还是适用其他社会救助，如何平衡两种救助之间的资源重合，也应该有所考虑。其实，很多时候，正是复杂的申请过程，繁琐的救助程序，将受害人拦在了救助体系之外。司法救助能否突破社会救助的形式枷锁，还有待观望。

　　法庭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终场所，而不是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彰显了刑法惩罚和救助并举的法律本义，体现了国家在司法责任承担上的人文关怀，既有法理，又有情理，这种“司法和谐”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