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重写历史教科书：多元化的历史书写才完整

　　历史之书写，纵使做不到全然的“价值中立”，可最起码，任何观念上的变迁，都应该建立在尊重史事真相的基础之上。“真”是历史至上的价值，如同“善”是政治、“美”是艺术至上的价值一样，即便我们无法追求百分之一百的“真”，但能追求一分，就是一分。

　　羽戈

　　2006年秋天，上海市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大幅度修改点燃了公共舆论的熊熊战火。如所述，当上海的中学生打开崭新的历史课本，或许会大吃一惊，新版的主题不再是战争、王朝与共产主义革命，更多的笔墨挥洒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与全球化等方面，以至有人惊呼：“盖茨取代了毛泽东。”这次修改让某些人满腔愤恨，某些人欢欣鼓舞，某些人茫然四顾，某些人却开始了审慎的反思。

　　在我看来，无论是历史创造还是历史书写，枪杆子所发挥的功用都要大于笔杆子，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这一点将构成我们思考和讨论问题的前提。

　　以此来看，上海市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修改，首先是能否修改的问题，其次才是怎样修改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具有强烈的隐蔽性，因此为大多数争论者所忽视。一旦确定了修改的可能，怎么改，则包含于对历史书写背后主导力量之博弈的判定。

　　所以，有人从这次修改工程当中嗅到了“颜色革命从上海开始”的气味，正可谓挠到痒处，一针见血———而朱学勤先生对此似乎很鄙弃：“用这种语言来面对一个教科书微小的进步，本身说明他的思维方式还在十年、二十年前他接受的那一套历史教科书的束缚之中，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暴力史和革命史教学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不说是牺牲品的话。”说这话的朱先生，不知是罔顾惨淡的现实，还是别具苦衷？

　　正如我以上所言，不愿正视一些幽暗、罪恶却实存、有效的事物，立意再过高远的观念之批判，终将迷失于扭曲的歧途。

　　承认这一点———即愿意直面“修改权”的争夺与起落———过后，则针对实然，涉及到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应该怎样改的“应然”问题。这是此次争论火力集中的焦点。如朱学勤认为新的历史课本应该舍弃阶级斗争史观，削弱意识形态化，力求多视角、多元化；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周春生坦言，历史不能只注重领袖和战争，人民和社会更应该成为关注的中心：“历史不属于帝王将相，它属于人民。”无疑，作为一种思想的拨乱反正，这些规划理应在未来得到落实与强化。

　　我仅想指出一点，历史之书写，纵使做不到全然的“价值中立”，可最起码，任何观念上的变迁，都应该建立在尊重史事真相的基础之上。“真”是历史至上的价值，如同“善”是政治、“美”是艺术至上的价值一样，即便我们无法追求百分之一百的“真”，但能追求一分，就是一分。

　　然而，求“真”之后如何？历史是否还应该坚守某种道德共识，承担某种道德教化的功能？一位论者在这场声势浩荡的争论当中提出近似的观点。联系历史教科书这一主题：教科书承载着重于泰山的使命，夸张一点地说，作为“公民教育”之一种，它正塑造着关乎一个国度安身立命之本的“公民宗教”———历史书写的德行问题便显得愈加迫切。

　　但说到底，决定权仍然掌握在书写历史、乃至创造历史的主导力量手上，史家只拥有极小的部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德行之中，窃以为多元化是最重要的一环：多元化的历史不仅更接近真实，而且有助于扩充读史之人的眼界和心气（历史之于人生的利即在于对这种心气的培育）。一个多元化的历史世界，正如一个多元化的现实世界，终将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