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绿色奥运”的隐忧：年流失4.3个北海公园

　　北京需要悉尼歌剧院吗

　　与“鸟巢”同样引发争论的建筑包括“水立方”以及将承担2008年奥运会转播任务的中央电视台的新址大楼。

　　2004年8月，媒体披露了建筑界人士对“水立方”的不同意见，认为其大规模使用的膜结构（ETFE）价格昂贵并存在工程安全的隐患，如果方案现在不调整，等到使用过程中发现屋面的气枕不实用而必须改为其他屋面材料，则目前所有其他材料都比ETFE塑料薄膜重，到时就必须将整个结构拆除重建。

　　2006年12月11日，澳大利亚PTW建筑事务所的约翰保林（JohnPauline）与托比王（TobyWong）出现在北京的一个建筑讲座上，这两位“水立方”的建筑师强调，ETFE在欧洲已有较长的发展过程，欧洲第一座使用这种薄膜的建筑建造于三十多年前，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康伟在“水立方”外层膜结构铺装完毕后向新华社记者表示，ETFE的强度超乎想象，“充好气之后，汽车压过去都没有问题”，“拉到它本身的三到四倍那么长都不会断裂。而达到摄氏715度以上它才能被烧成一个窟窿，但是不扩散，也没有烟，也没有燃烧物掉下去”，这种材料还具有自洁功能，“水立方”建成后平均每天有近10个小时采用自然光照明，这可大大节省能源。

　　围绕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的争论更加激烈，这个以两个“Z”字造型环状连接、高230米的摩天大楼，在180多米的高处横空挑出跨度70米的巨型楼宇，对结构安全构成巨大挑战，并抬高了建筑造价。批评者认为这是因形式而扭曲功能、自找麻烦，违背了建筑设计的基本原理。

　　2000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荷兰建筑师瑞姆库哈斯，是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的设计者，他还是国家体育场设计竞赛的评委、“鸟巢”方案的支持者。

　　在央视方案受到责难之时，库哈斯来到北京发起反攻：“老一代建筑师从功能上谈自己的观点，年轻人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讲它是浪费的，而我们被夹在中间。老一代的保守主义与新一代的怀疑主义已共同掀起了30米高的巨浪，我的恐惧正来自这里。”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前院长秦佑国教授向他发问：“悉尼歌剧院在结构与预算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但人们又认为它是成功的。中央电视台新办公楼是否也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北京是否需要这样的地标性建筑？如果北京不需要，又如何解释要花这么多的钱来解决它的结构问题？”

　　库哈斯作答：“悉尼歌剧院建成之前，悉尼什么都不是。类似的情况在西班牙的比尔巴鄂也有过，那个城市建设了古根海姆博物馆，大家都要跑到那里去看了。西方建筑学界称之为‘比尔巴鄂现象’。由此可见建筑的重要性。但是，在比尔巴鄂发生的事情，当时对业主、对建筑师来说，都是模糊的。欧洲的罗马、巴黎也曾找我做类似的事情，我不做，甚至感到愤怒，因为这些城市已经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了。”

　　“北京不像悉尼与比尔巴鄂，它更像罗马、巴黎，它也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在今天还能够看到。所以我的回答，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第一，我不是给北京建一个标志性的东西；第二，北京也不是悉尼。如果中央电视台大楼会成为一个地标，那它也只是北京的100个地标中的一个。”

　　他接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把中央电视台与悉尼歌剧院类比，可能产生无意的误导。50年前悉尼歌剧院方案出来后，全世界是一片欢呼，认为新的可能与商业机会到来了。而现在，建筑师的生存环境是险恶的，留给你的空间已越来越狭窄，你已很难表达自己的价值，而更多地是在替业主说话。如果在今天，谁敢提出悉尼歌剧院那样的方案，它压根儿就不会被接受！”

　　但是，北京还是接受了库哈斯的这个看似要倾倒的摩天大楼。这个庞然大物正在北京中央商务区杂乱的楼群中崛起，它那巨大的、斜着向上的结构已露出了地面，周围的建筑喧哗似乎被它压迫了下去。□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