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人走完“我的长征”

　　70年前，中国的西南方，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转移震惊了世界。

　　30万人，历时13个月，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爬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无人草地，渡过24条大河，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

　　70年后，这条路线上出现了26个人，他们沿着当初的路线，用了8个月的时间，到昨天上午，完整的重温了那个创造奇迹的过程。与70年前不同的是，他们大多来自大城市，他们生长在和平年代。相同的是，这段长路他们同样是用双脚一步步走下来的。

　　昨天，本报记者采访了队伍中的新上海人董峰，这支队伍的队长。

　　起点：我不否认这是作秀

　　这次活动为中央电视台组织，由崔永元带队，名字是“我的长征”。

　　队伍中，大家称42岁的董峰为董老板或者老董，他出生在甘肃一个军区大院，西安念完大学，在深圳当过技术员，当过干部，开办了公司，4年前来到上海开公司，成了一个新上海人。

　　“长征一直是我的梦想，可能跟我父母都是军人有关。”他告诉记者，从小看了太多老红军对那段奇迹的回忆录，向往和期待之余产生了“长征情结”，在几次立志又中断后，他看到网站上“我的长征”召集令，立即发送了报名表。

　　“我不否认这是作秀，但如果能把我们在这次长征中的收获，通过电视让更多人知道，也是件好事。”

　　在参加长征前，他翻阅了几乎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长征的书籍，并迅速把自己变成了个户外内行，略加准备后，他随着队伍出征了。

　　曾经大城市生活的舒适和遍布世界的游玩让他对这次长征的看法不同，“想让自己感受一下克服痛苦的感觉，所以我没有带相机，我参加这个活动的目的在体验和行走，不是游玩拍照，所以我几乎没拍什么照。”在参加前他就给自己定了目标，要在克服困难，克服来自外在和内在的痛苦后，得到点自己的收获。

　　26个人的队伍人员复杂，他42岁排行第六，年龄最大的54岁，最小的21岁，但最大的相同点是，没有人知道重走长征路意味着多少困难，也没有人走过这么多路。

　　过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想法

　　一路上，一行人爬雪山，过草地。董峰是队伍中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但也经历了脚上的水泡鼓了又被磨破，高烧38度过雪山，拉肚子3天不吃饭步行100公里，不吃不喝在草地步行3天的痛苦。队伍中有人因为负伤退出，但大多数人坚持过来了。他们扎帐篷露营，住学校，住礼堂，8个月走了7000多公里。

　　“回想一下，实际上我们长征中来自外在的困难并不难。”董峰告诉记者，大多数时间就是走，路上并没有多少危险，爬雪山时高度一般，草地上也没有能把人吞噬的沼泽，但这并不影响长征本身的奇迹。

　　在长征伊始，26人投票选队长，董峰以18票当选。他告诉大家，7天后将有一份章程诞生，大家都要按照这个章程做。7天后他用两个小时完成了章程，结果因为没有得到队员的超半数认同而被否决了。于是，董峰辞去了队长职务，他感觉自己的原则和宗旨不能达到队员的认同，这个队长当着也没有用。“当时是一盘散沙。”

　　队伍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有人更倾向于把这次长征当成游玩的方式，像董峰一样只为体验和收获而来的毕竟少数，于是整个队伍因为达不成共识而分成三个队：逍遥组，可以随时停下来拍照，幼稚园组，以身体舒适为主，乞丐组，闷头走路。

　　“70年前，几十万人都走下来了，怎么现在26个人就成了散沙？”董峰一度搞不明白。他曾想独善其身，管自己走路，其他人爱咋地咋地。他知道这样只能越来越散，但他的独立思想得不到队友的共识，他又是个有原则的人。

　　第二次成为队长是因为，董峰和队员们都逐渐明白，怎样才能做到团结的前提下，又可以让每个人的独立思想得到发挥。

　　“长征不是跟着走那么简单，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想法，这些想法可能让队伍成为一盘散沙，也可能让队伍成为特别有凝聚力的一个集体，而长征的真正难度就是能否顺利完成这个过程。”当全队可以在一个人放声歌唱时大声喝彩，当一个人搭柱子而其他人可以自觉的去搭横梁时，这个过程完成了。

　　于是，董峰第二次被推选为队长，他紧接着推出了队长轮换制，每天队员轮流当队长；定期开分享大会。

　　终于，他和所有队员找到了真切实在的长征感觉，这可能才是长征的真谛。

　　[经历：两个“最”]

　　最苦难的旅程“最困难的时候莫过一个月前，我在甘肃境内的那一段。”董峰说，当时他经历了雪山上的高原反应，草地上的艰难跋涉，但进入甘肃后，他拉肚子了。

　　“3天没有进食，因为吃什么都会马上排泄出去，腹内大量积气，腰都直不起来，到了营地就只能躺着。”但他仍然要每天步行30多公里的路程，这段时间当属最苦难的旅程。

　　最疯狂的状态在过草地时，董峰决定以绝食的状态前进，水米不粘牙，直到走出草地为止，只是为了体验极限状态。

　　“这个目标我10多年前就有”，出发前，他特意咨询了专业医生，得到的回答是非常危险，可能危及生命，但他还是在踏入草地那一刻起开始拒绝进食。

　　开始是胃肠的微痛，接着体力的虚弱，到第三天时，组织方严厉命令他开始进食。

　　[感触：两个“一”]

　　一个人由于“我的长征”活动完全按照70年前的长征路线，因此一路上，队员们发现了太多当年长征的影子，但一个人却让队员记忆深刻。

　　那是在长汀遇到的92岁老人刘细妹，70年前，她是中央苏区的干部，随红军长征到长汀，一觉醒来，队伍已经在晚上离开，她掉了队。

　　70年来，她隐姓埋名，嫁给了一个村民，生了孩子，孩子又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她的两个孙子一个在厦门上大学，另一个欠下2万元的债，在拼命酿酒还债。

　　“讲这些故事时，刘细妹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平静而安详，没有任何抱怨。”董浩想留给她100元钱，却被拒绝，“我只想靠自己酿酒把债还掉。”二孙子说。实际上，以刘细妹的身份，她完全可以申请政府的帮助，“不想麻烦政府了，现在过得就很好了。”刘细妹说。

　　“这是一个当年红军的活生生的例子，”董浩说，从他身上，他看到红军当年长征时行走的匆忙，而刘细妹本人成为了一个桥梁，把70年前后的两支队伍结合在了一起。

　　一个理想长征走下来，董峰想到了再次创业。

　　“如果长征能够给我们这么多的收获，那么能不能把这种收获普及给更多人呢？”董峰想到把北京的500家户外俱乐部联合起来，他打算与10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交流，创造一些专门普及长征精神的课程，让户外俱乐部进行实施，在青少年中普及。“公益的成分占的更多一些，培养青少年内心的民族力量。”他相信依靠这种力量，一个民族可以在短时间内崛起，他给自己这次创业的时间定在两年。

　　“我的长征”改变了队员

　　70年前的中国人可以完成的壮举，70年后能够大批量重复吗？

　　“能，肯定能。”董峰说，虽然大都市中生活的人很少再经受体力的磨难，吃苦耐劳的精神可能在缩减，但人们求生的本能不会改变。

　　队伍中，一个有洁癖的23岁小伙子渴极了也会把别人喝剩一半的水喝个精光，从来不吃肥肉的也会对它大块朵颐，每天都洗澡的可以10多天不洗脸，什么都吃，什么都喝，哪里都能睡觉成了队员们的生活状态。在求生本能面前，队员们在都市里的习惯很顺利的屈服给了环境。

　　但董峰也有担心。“就拿我身边的孩子来说，上海的孩子们还能想到纯粹为了提升自己而参加长征吃苦吗？有几个人能做到参加长征不是为了游山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