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不是客 不必全拘于礼

　　为规范侦查行为，以往检察干警办案时的这些常用语今后将不能随便说了，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推出办案“十大禁用语”，内容包括：“不说就多判你几年！”“钱退出来就没事了！”“不老实交代就把你关起来！”“事情说清楚你就可以回家了！”“事情说出来，算你自首！”“我们调查过了，就是你干的！”“别人都说了，你还不说？”“快说吧，不就是拿了别人一点钱吗？”“你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清楚！”“你不说就是不老实！”。

　　推行文明办案，规范侦查人员的行为，这本身符合现代司法的理念。然而仔细分析这十大禁用语，我们凭着直觉就可以发现，其中有5条内容的合理性值得怀疑，这5个内容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快说吧，不就是拿了别人一点钱吗？”———此话如果是用在被讯问人已经认罪的前提下，告知其罪行轻微，承认罪行可能得到从轻处理，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妥。这在法律中属于将来起诉、判决时酌情从轻处理的情节，如果在具体案件中“拿了别人一点钱”是指情节较轻的盗窃的话，不仅在检察机关可以作不起诉处理，在法院也可以从轻判处刑罚。

　　“事情说出来，算你自首！”———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被抓捕以后，对于公安司法机关还没有掌握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的，认定为“余罪自首”。在这种情况下，“事情说出来，算你自首”只是一种讲解法律的特殊形式，何必禁止使用呢？

　　“我们调查过了，就是你干的！”、“别人都说了，你还不说？”、“你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清楚！”———这三句话除少数情况下是如实告诉被讯问人以外，大多数时候都是侦查人员就证据掌握情况对被讯问人的一种欺骗，然而这种欺骗是否允许，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后面两种情况，还分别牵涉到侦查讯问过程中的“承诺”与“欺诈”的问题。

　　对于承诺，我国法律中解释为“引诱”，但是，这种引诱是有利于双方的，讯问者可以节省司法资源，被讯问者可以得到法律规定的好处，又何乐而不为呢？在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实践中，警察告诉嫌疑人如果他供述的话，警察将在检察官面前说好话，建议检察官降格起诉，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至于直接由检察官介入，通过嫌疑人的律师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则更加是合法的。（弗洛伊德·菲尼：《美国刑事诉讼法———经典文选与判例》）

　　对于欺诈，我国法律也认为是一种“欺骗”，但是实践中又无法避免，而且在使用。在对付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中，警方所使用的卧底取证，就是一种典型的欺骗性取证。在法律规则上，1997年11月17日司法部公开发布的《狱内侦查工作规定》中的“狱内耳目”就是一种欺骗性取证方式，也是我国首次在法律规则中允许欺骗性取证的重要的规范性实践。

　　其实在其他国家，欺诈性取证不仅体现在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中，在讯问中也有限允许。如美国，嫌疑人放弃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时，允许侦查过程中对嫌疑人的欺骗，如可以说：“我们早已发现了杀人武器”、“你的共同被告人说是你扣动的扳机”等，这普遍认为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侦查策略和技巧。（弗洛伊德·菲尼：《美国刑事诉讼法———经典文选与判例》）

　　适当的引诱和欺骗，是侦查人员对付犯罪嫌疑人的特殊方法，理由其实简单：我们确实要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但这种人权的保护是有限度的，因为打击犯罪，保护被害人和社会上其他公民的权利同样是政府的责任。嫌疑人这一特殊的人，在人格尊严上是与我们平等的，但他也决不是侦查机关邀请来的座上嘉宾。正因如此，一个没有被定罪和判刑的人，却可能被采取拘留、搜查等强制方法，即使是在无罪推定的前提下，他也不可能与其他公民享受没有任何区别的待遇。所以，一概排除讯问中的所有的引诱欺骗手段，不符合打击犯罪的规律；从承诺性引诱来看，也不符合嫌疑人本人的利益。

　　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制定十大禁用语的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其实对于这一规定的“一概而论”的“严禁”，学术界早就有质疑。看来，要避免“十大禁用语”之类的形式主义的做法，还得要从立法完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