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尼假新闻”到“太监矫诏”

　　前几天，印尼一架客机神秘失踪，机上有100多乘客，因为可能是新年第一空难，世界人民都格外关注，各国媒体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要重点报道。可就在大家呢喃着“千万不要出什么乱子”的时候，偏偏乱子出来了———印尼官方上演了一部震惊世界的“自摆乌龙”：先是急不可待地宣布发现了飞机残骸，后又火急火燎地宣布消息有误，客机仍然下落不明。

　　这则假新闻搞得中国的媒体也很被动，记得那天出事后不久，有消息称确实遇难了，但又有消息称“依然下落不明”，一下子搞得鄙人的同事们如坠云雾，在“空难”和“失踪”间左右为难，以致新闻都不知道该怎么报道。

　　“假新闻”常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有时还引发各种危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对国人来说，最耳熟能详的还是每年由新闻专业杂志评选出的“十大假新闻”了，什么“广州出现注水西瓜”、“二代身份证将由日本企业造”，无不贻害无穷。

　　当然，把“假新闻”的坏处数落得这么体无完肤，丝毫不妨碍我们在生活中说点“胡话”的自由。你完全可以自由地站在马路上大喊“要地震了”，结果只是路人把“神经病”扔进你的耳朵；可是，地震局大喊“要地震了”，人们万分之万地会开始忙着逃命。这里面的“气门”就是一种权力，再明确点就是“不同的权力蕴含不同的话语影响”，权力越大，其语言暴力的危害性也就越大。

　　中国历史上的“太监矫诏”现象，能形象反映“假消息－语言－权力－危害”的关系。太监本来是伺候皇帝及其家人的奴仆，但由于其无限接近权力最顶端，所以就可以利用种种漏洞而摇身一变成为“皇权代理人”。远在秦朝时，宦官就开始利用“矫诏”来实行语言暴力了。那个以指鹿为马留名成语史的赵高，利用身处权力的真空地带优势，撺掇李斯、胡亥篡改诏书、假传圣旨，于是助胡亥登基，把秦朝送入死亡的列车轨道上。近在明朝时，太监更是利用皇帝或昏聩或年幼，借机代理了号令天下的“朱批”等大权，而且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屡屡假传圣旨，或排斥异己或搜刮民财。如朱祁镇时的王振、朱厚照时的刘瑾、朱由校时的魏忠贤。在这些太监身上，入木三分地表现了虚假信息和权力媾和后引发的无穷危害。

　　新闻中的假消息也好，历史中的太监矫诏也罢，话语权力的运用得当与否不仅关乎道德，关乎正义是否实现，也关乎民众的福祸，所以，不光是媒体制造“假消息”的条件应给予足够制约，任何与权力有关联的主体，其话语的表达都应该设置紧箍咒———绝没有说假话的空间！

　　话语权越大，其语言暴力的危害性也就越大，所以，不光是媒体制造“假消息”的条件应给予足够制约，任何与权力有关联的主体，其话语的表达都应该设置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