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另一种“主旋律”作家

　　作家陆天明日前在“东方讲坛·城市文学论坛”作《文学的二次回归与士的精神》演讲时，与上海作协作家研究生班学员一起坐在台下的，还有好多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演讲结束后，他们一起围到作家身边，请他为《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小说签名，其中一位郑重地握住陆天明的手说：“感谢你为我们的时代写下这些。

　　这个场景可以印证陆天明自己的一句话：“尽管《苍天在上》刚出版的时候，与电视剧的热播截然相反的，是评论家、理论家对这一轰动性作品的置之不理。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断言，这会是部短命的作品。但十多年过去了，这本书一直在再版。”

　　“与‘长官意志’周旋的成果”

　　延续在上海作协演讲中关于“中国文学的第二次回归与士的精神”的话题，当晚陆天明在宾馆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国家主义”代表的是一种真理性的、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那与他的“个人价值取向”与“历史价值取向”恰恰是吻合的。在他看来，一个作家的“国家（集体）主义”应该就是“人民主义”，这也才是真正的“主旋律”。今天的作家不必再像极“左”时期那样，让个人完全消失在某种政治的“集体”“大我”中，而要以“我”的方式、“我”的风格去表现、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将个人融合在“大我”中。“我们千万不要错误地把主旋律和‘长官意志’等同起来，为此对‘主旋律’这个概念产生不必要的反感。纵观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会产生一个集中反映历史前进方向和人民意志的‘主旋律’。如20世纪初的反封建，抗日时期的爱国救亡以及当代的改革开放精神等。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充分地真实地表现时代的主旋律精神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可以这么说，我所有这一类作品的出笼恰恰是与某种违背历史前进方向的长官意志作斗争的结果。当然，特别要说明的是，它们并非尽善尽美，还存在极大的完善空间需要我去努力。”陆天明写《苍天在上》的时候，有人曾给过三个意见：第一，正面人物的对立面不要写到副省级的领导；第二，一号英雄人物不要有悲剧下场；第三，小说中的市委书记不要去做不合法的事，不要去伪造现场。“甚至都认为不能把作品命名为《苍天在上》，因为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呼唤苍天在政治上是‘很反动’的事。但是我想，现实生活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事，我为什么不能写？后来整整有五个半月，我们一直为了这三点和这些同志努力奋争，最后剧本终于通过了。”

　　“谁说我不会写纯文学?”

　　写作《苍天在上》时，距离1983年陆天明的长篇处女作《泥日》发表在《收获》上已过去了十年。《泥日》曾入围茅盾文学奖，但有一半的评委说，读完《泥日》没搞明白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王蒙有一天却突然给陆天明打电话，很幽默地说：“天明，你得给我道歉，我一口气读了两天你的《泥日》，两天之内谁都没理，连我夫人也没理，得罪她了，所以你要向我道歉。”后来他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很重要的序。上海一位女作家有一天也突然非常兴奋地冲进陆天明的妹妹陆星儿家说：“你哥写了部非常好的小说。”不经意间提起这些往事的时候，陆天明忽然像个孩子一样调皮地反问了早报记者一句：“你说我到底会不会写这种所谓‘纯文学’和‘实验文体’的东西？”

　　对于后来“转型”创作那种被一些评论家“瞧不起”的贴近现实的小说，陆天明说：“知识分子就是要病人民所病、爱人民所爱，眼泪为他们流，至于别人骂也好，夸也好，嘲讽挖苦也罢，我都不管。被人民接受、推动历史发展的，就是好文学。脱离现实和人民大众，沉溺于小资的自我，越来越计较形式和所谓的‘文学纯洁性’，我认为恰恰是当下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

　　陆天明表示，他已有20多年没有写中短篇小说，但他透露，目前正构思写作《中国三部曲》，希望能在其中全景式、史诗式地描绘中国的近30年和这30年来的中国人。“从我熟悉的农场写到城市改革、军人、爱情，把这么多年自己对生活、创作得失的总结都写入《中国三部曲》中，打破许多人认为‘陆天明只能写什么，不会写什么’的偏见，将来他们会发现自己看错了。”而他与儿子陆川的电影合作也已在运作进程中，陆天明说：“合作的困难在于这是一次艺术的合作，之中不应该有父子、尊卑、上下、功利、服从和妥协的关系，应该完全是两颗自由心灵的自由碰撞，并且在两代人对这种自由的碰撞都很向往、充满激情，又都放开了自由的想象时才能实现，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炒作一下‘父子档’。一两个月前，我们找到了这样的点。”对于具体的合作内容，他希望暂时保密，因为“未来也许会有改变。”

　　“悄悄呆在一边观察”

　　东方早报：听说您的小说让很多人不自觉地“对号入座”了，您从哪里得来的这些官场经验？

　　陆天明（以下简称陆）：《苍天在上》完全是靠我平时的生活积累和观察。当时要写到副省级，所以“不敢”去下生活。一个省就那么几个省级领导。你去了，以后人家问，你这个副省级的反面人物写的是我们哪位领导。我没法回答。但不去做采访式的“下生活”，不等于就没有生活。在我看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记者采风式的下生活对于作家来说，可能反而是有害的，也是远远不够的。作家要写出一个对历史阶段真正起作用的、表现其本质意义的东西，他可以去采访，但不能仅仅靠此去获取生活。悄悄呆在边上，观察、研究，或者直接参与矛盾斗争中，往往才是最厉害的。当然不可能事事参与，也不必要事事参与。

　　东方早报：听说您高一没上完就去安徽当了知青，后来怎么成了作家？

　　陆：我完全是在高尔基所说的“我的大学”———社会的动荡、变革和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从小学三年级起，我就特别想当作家，14岁在上海读高一，为了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我放弃了学籍，去安徽农村，那时觉得自己就应该像苏联的革命青年、十二月党人那样，所以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把年龄改成符合要求的16岁以后才获准去成。得病从安徽回上海以后，我一边养病，一边参与街道的共青团工作。当时家住在静安寺附近，我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到静安区工人文化馆图书室看书，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那里。把那里的小说全看完之后，我又去当时还在大光明电影院斜对面的上海图书馆看书。那时候家里困难，妈妈每天给我五分钱当车钱，我舍不得坐车，每天步行去，直到晚上九点半图书馆闭馆时才出来，用妈妈给的五分钱买个桃酥饼，一直走回静安寺的家，这样大约有半年时间，我把上图苏俄文学中的小说全读完了，这也是我很重要的一段文学训练。

　　再后来我又去了新疆兵团。“文革”中，我在热心参加运动之余，读了大量哲学经典著作。农场每个月发38.92元津贴，我除了吃饭，基本上都花在了买书上。当时卖书委托给连队的流动电影放映队，有一次放映队来了一套班固的《汉书》，12块钱，相当于我当时工资的1/3，但我还是当场就买了下来，这套书现在还在我家里。

　　东方早报：好像除了写作之外，您一直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陆：我想，我这一生要是不从事文学创作，也不会躲在一边回避社会工作或社会政治变革。我在创作中经历了很多变异、蜕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对现实总有一种激情，一种责任感，不管我在“文革”中错误地写了些什么东西，还是“文革”以后的反省、反思，以及现在把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相结合的愿望，其实都是出于这样一种责任感和激情。

　　东方早报：被卷入“韩白之争”后，您有一次说，某门户网站曾暗示您关闭博客，您后来发现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增加网站的博客开户人数。现在回顾，您怎么看这件事？

　　陆：我们要习惯商业、市场的操作，门户网站这么做很难说他们触犯了什么法律，我们自己需要冷静地对待，用坚定的行动去消除负面影响。所以我坚定地说不关博客，坚持自己当初开博客、参与讨论的立场，不需要为他们把博客当作名利场而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