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希望文化被娱乐“釜底抽薪” 不能以市场为借口回避公共责任

　　不希望文化被“釜底抽薪”

　　为什么要捍卫文化？这个问题提出的大背景无疑是当下的“泛娱乐化倾向”。当媒体都在大做娱乐新闻；当张艺谋一再强调《黄金甲》只是为了娱乐大众；当经济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而文化被边缘化。

　　贾樟柯：我刚在钱江晚报文艺部的特别策划报道“他人在我心中的力量”中的诗《矿工之死》，十分赞同里面那句“生存有时是最大的政治，而不是GDP”。现在似乎已是一个经济时代，是以“无限娱乐，娱乐至死”作为衡量的价值观。有些创作者甚至在挟持大众，让大众喜欢这种单一的娱乐题材。有的导演在为自己漏洞百出的编剧辩护时，用的就是这种感官刺激和与我们理想中的价值观相违背的东西。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不少电影创作结合了当时的文学和思想潮流而成功。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一些导演在转入商业创作时不慎重，把曾经从事的文化工作全部否定，这破坏性很大，给市场带来了一种新的单调和霸权。我们不希望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再次使文化“釜底抽薪”。

　　许江：我一直觉得我们要珍惜从文化上争得娱乐的权利也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味娱乐的倾向。我们需要保留很好的文学阅读和文化阅读习惯。今天中国艺术创作中有一种“犬儒”倾向，表现为“恶搞”。有“专家犬儒”，虚造的情节场面非常壮大，但是结构内容非常空泛。由于专家可以“恶搞”，就衍生民间“恶搞”，就出现了“馒头的血案”。而“恶搞”的最终结果是损伤了文化本身。

　　黄亚洲：现在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多元化，需要娱乐，无可厚非。但“无限娱乐”、“泛娱乐化”就有问题了。

　　巨变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

　　当下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真正关注现实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生存及内心世界，并给予人文关怀的的艺术家并不多。

　　贾樟柯：电影是个记录的形式，记录我们在某个阶段中变化的特别好的方法。我一直把故事的焦点放在中国的现实巨变中。《三峡好人》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重庆，但我觉得这个故事不仅是关于三峡的，也是关于每个中国人的。

　　另外，我1997年拍第一部长片，还因为对中国银幕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真实的场所被遮蔽了。大多数的中国人被忽略了，不能通过电影来传达。我那时20多岁，有一种生理上的不安，因为我是属于那个群体的，而我的生活背景在银幕上是缺失的。而其实巨变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江湖。我接下来要拍的《刺青时代》和《双雄会》其实是大学时代的计划，而我的《小武》、《任逍遥》和《三峡好人》都是即兴作品。是现实本身触动我，让我不得不拍这些。我十年来关注当下的中国，其实并没有太多复杂原因，只是一种“简单善意之心”。

　　许江：《三峡好人》有很强的现场感，也许这个现场是我们天天见到的，是我们视而不见的，也许这个现场让我们难受和压抑，但是它很真实。《三峡好人》是在一片废墟上展开的，我看到最后真正的废墟在人的内心，是人对旧日生活的诀别和追寻，是人们在挣扎中获取力量。这种拯救来自他本身，来自他的良知、沉默。

　　另外，如果电影、电视创作上，失去思想的力量、思想的逻辑，一味利用无所不能的工具，在视觉大餐的奇观中，让文学的思想逻辑和思想力量慢慢失落，这是不行的。我们呼吁在今天的艺术创作上坚守文学思想的力量，拥有道德反思和人文关怀。

　　黄亚洲：看了《三峡好人》很震撼。一种感受是“变化”，另一种感受是“理解”。我们周围发生的东西都在变化，变化速度之快我们是没有想到的。变化中，人又变得那么理解，这种理解是令人震撼的。

　　不能以市场为借口回避公共责任

　　票房是否是衡量一部电影成败的唯一标准，点击率是否就代表了公共责任，公共责任是否仅仅通过市场来检验？公共责任是昨天研讨活动最核心的话题。

　　贾樟柯：我希望整个中国的电影是有记忆的部分，能寻找到人在变化中的遭遇和感受。在今天世俗评价中的小众的东西，将来有可能是大众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坚守艺术的思想的能力，是我们艺术家承担公共责任的理由。有人说观众用双脚来评价我的《三峡好人》，看的人不多。但我觉得在当代艺术创作中，不能以市场为借口来回避公共责任。

　　许江：大众化，我们的艺术要表现当代生活，表现大众心声，最好还能雅俗共赏。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美化心灵，抨击丑恶。今天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是想让大家关注，在今天是不是点击率、市场就代表公共责任？媒体的公共责任，我觉得就是要反映大众的心声，要有文化批评的声音，反映社会的良知和道德力量。

　　黄亚洲：快乐的原则是合理的，但泛娱乐化了，我觉得就丢掉了我们的责任。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需要有社会责任感，社会需要主流价值观的引导，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人有原欲的合理性，但有些欲望是恶的，为了金钱而进行感官刺激是不行的。

　　贾樟柯盛赞本报的人文理想

　　昨天论坛开始前，贾樟柯来到了本报编辑部，他盛赞了本报的人文报道中洋溢的人文理想。不论是《矿工之死》还是《是什么决定了“未来农民”的未来》等报道，都具有真诚的人文关怀精神，与他电影作品的气场很接近。他还表示通过许江了解到本报曾做过一组关于民工回乡的报道，他让本报记者把详细报道传到他邮箱，表示很有兴趣把这一题材拍成电影。

　　本报记者　陆芳 摄影 本报记者 董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