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力霸案看台湾的问责文化

　　推荐

　　台湾力霸集团日前爆发财务危机，意外牵扯出旗下企业被集团创办人王又曾与其家族成员违法经营及计划性掏空的案情。金融管理体系预警机制失效，负责监管上市公司的台湾各财金部会面对来自外界炮火猛烈的口诛笔伐，各官员纵使有满腹委屈也只能往自己的肚里吞。

　　在台湾担任官职确实如坐针毡且有朝不保夕之虞，每当“政府”发生任何问题或管理疏失，排山倒海的危机控管压力自然不在话下，社会各界的问责力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起彼伏的下台声浪从来不含蓄，没有足够的抗压心理建设的官员恐怕很难撑得下去。

　　以行政绩效来衡量官员的能力和表现绝对是合理的要求，但一旦发生问题就马上忙着指出弊端和追究责任的问责方式、高分贝声讨官员“人头落地”的杀气腾腾作风，让人不禁反思:事情非得如此处理吗？

　　过去六年，因不同的政治操作和行政需要，台湾已轮换了5位“行政院长”和“副院长”、5位“财政部长”、6位“经济部长”、5位“外交部长”及4位“内政部长”，内部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可想而知。如果一切问题的改善还必须从某部会领导人下台开始，也许有必要衡量的是，在稳定和改变的两难之间其中的社会成本，才能做到把解决问题附带的阵痛降至最低程度。

　　被讥讽为“抱着地雷睡觉、沉睡不醒”的金管会在监督方面的松散和失职，造成它在力霸集团申请重整前错过许多危机警讯，加上它过后以国库的钱接管经营不善的银行，让台湾人集体缴付“学费”的动作，越发激起广泛民怨，因此自然难辞其咎。要同时做到给社会交代又符合人民期待，责任的归属和分配虽然肯定要进行，可却未必是优先考虑的事项，因为官员表面上负责任的下台举措，实质上正是一种逃避改革责任的行为。

　　不同地区的人民总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一味认为台湾民众愚昧无知或选择持续迷失，只会反映个人自大狂妄的心态，缺乏对台湾深入了解的同理心，其实更值得探讨的是在要求官员下台的诉求背后，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心理？

　　由公民社会组织群我伦理促进会进行的“2006年社会信任度调查”显示台湾社会信任度升至历年新高，但政治信任度却跌入谷底。在调查分析的13种社会角色中，台湾人最信任的前三名依序是家人、医生和学校老师，相较之下，总统的信任度排名倒数第四，“政府”官员、记者和“立委”则敬陪末席。台湾或已深深地被一种犬儒意识所包围，政治(包括媒体)的诚信赤字使人民不再相信领导人和管理者，严苛问责的态度也因而产生。对台湾常有批判，但却时常提醒自己不可沾沾自喜，轻易让自己从简单的制度启发，得到自己家国的制度更为优越的廉价结论。忙着适应新生活及工作要求，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去留意新加坡新闻的发展，但日前慈善组织新旧NKF的民事诉讼，再度让我联想到当问题被揭发时，官方对于监管不力所作的反应。反正是制度和各部门协调的问题，改了就应该没事。

　　此刻对比新台两地不无感触，因为别人拥有过多的，也许正是我们最缺乏的东西。

　　摘自《联合早报》作者曾昭鹏本报有删节

　　欢迎回应(电邮:shelun@188.com　博客:blog.oeeee.com/she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