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涉嫌向两名男病人强制性注射非处方药物。直到站在法庭上，为了博取法官的同情从而活命，她才在最后一刻将自己不幸的童年经历和盘托出。也直到那一刻，与她保持了数年友情关系的《纽约时报》记者丽莎·贝尔金才真正认识了她———戴着面具的诺琳·穆赫兰道的全貌。
怀着复杂的心情，贝尔金将她与诺琳的往事娓娓道来。
都柏林刑事巡回法院25号法庭的公众席座位让人觉得不舒服：6排木制长椅平行排列着，行与行之间的距离窄得连膝盖都放不下。去年10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几乎都坐在那间法庭的靠背长椅上，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审讯结果。我距离被告诺琳只有几步之遥，我看到她正按照律师的授意，气定神闲地坐在那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诺琳·穆赫兰道涉嫌向两名男病人强制性注射非处方药物，其行为被指控等同于人身侵犯。都柏林刑事巡回法院正在受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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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诺琳·穆赫兰道是一名护士，她曾当过我孩子的保姆。
我和诺琳是在1994年认识的。当时，我在纽约郊区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招聘保姆广告，她顺利通过了面试，答应周六替我照看孩子。当时，我的二儿子亚历克斯刚出生不久，大儿子伊万斯也才3岁。后来，她的工作时间由偶尔的周六晚来变成每周六晚都来。而且，每当我丈夫生病或者我要出远门采访时，她都会来帮忙。一方面，她在附近几家做保姆，工作完后就可以住在我家多余的房间里；另一方面，我雇佣她帮我打扫房间，她还能挣额外的钱。而在放学后，她负责照看另一个小男孩，那个男孩又恰好是亚历克斯最好的朋友。我和她的世界，就这样联系起来。
亚历克斯5年那年，有一天他告诉我，不想再让诺琳当他的保姆了，“诺琳吓唬我。”他哭诉说，却不愿过多地解释。当时我想，我认识她这么多年了，实在不应该怀疑她，所以我把亚历克斯的话转述给她。本想她会给我个合理的解释、道歉或是补救关系的承诺，然而，她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孩子们总爱撒谎。”
我了解，这只是儿童护理中的一个特殊案例。它并不意味着诺琳是个蛇蝎心肠的保姆，也并不代表亚历克斯只觉得妈妈有安全感。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在于信任和一个残酷的事实：你了解一个人，你只能了解他（她）允许你去了解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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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年5月，当我知道诺琳有麻烦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她到底做了什么？”据我所知，我和她分道扬镳后，她考取了护士牌并搬回了爱尔兰，从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我在网上看到关于她的报道也非常粗略，只提到可能对死者进行尸检、对她照顾过的病人进行全面检查以及提供了一条供亲朋咨询的热线。《爱尔兰每日镜报》当日的头版头条以“她毒害了他们吗？”为题报道了该事件。但诸多报道都未准确地言明她被控何罪。她是个连环杀手吗？还是慈悲天使？抑或是被错误指控的无辜者？
接着我开始问自己：“我干了些什么？”作为一名记者，我工作的一部分是迅速估计一个人的性格，分辨他们是否在说实话。我的确这样做并接受了她，直到亚历克斯说他被吓着了，我才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我开始急于找到这许多疑问的答案，这就是两年后我出现在都柏林法庭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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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她不是个连环杀手，甚至连个杀手都不算。尽管有关她的报道铺天盖地，但她只会被指控侵犯人权和提供非处方药。但那是我后来才了解的情况了，我需要全面考虑那些控告和维护她的人的发言并亲自研究案情的事实性，才能得到可靠的证据。我需要知道相信一个认识如此久的人是对还是错，甚至我需要弄清楚，我是否还能继续相信自己。
与诺琳相处的许多细节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我们初次相识的景象还历历在目。12年前（本文写于2006年），我的大儿子刚蹒跚学步，小儿子刚出生，严重缺乏睡眠的我一直在想办法如何利用周六晚上出去吃饭或看电影，让自己放松一下。因此，当这位精力旺盛的爱尔兰女人来应聘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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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诺琳有一头美丽的棕发，总是面带笑容，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她是一名很有教养的爱尔兰保姆。她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她立志像她母亲一样当一名护士。诺琳十几岁时，她的母亲便因脑动脉瘤撒手人寰。我不记得她是否在我们初次见面时就提到过她母亲，但我敢肯定她在应征面试时便和我谈论过她当护士的想法，因为那是我决定雇佣她的主要原因。
与别的应聘者不同的是，诺琳没有前任雇主的推荐信，她只是向我描述了她在家乡及近几年来到美国后当保姆的经验。我依稀记得，她希望我不要向前任雇主征询意见，因为“最后她和那个家庭的关系弄得很僵”。她说，她很爱那个她负责照料的孩子，但总是和他的母亲合不来，因为那位母亲“嫉妒她更善于带孩子”。
尽管如此，我在聘请她之前并非完全没有征询过任何人的意见。当时她正与一名男子交往，那名男子的母亲在我所在社区的公立教育局工作，她说诺琳是一个和蔼、勤奋和可爱的女孩子。我也打电话给她的前任雇主。那个家庭的主妇当时不在家，男主人委婉地称赞了她的耐心与能力。于是我决定聘请她当我孩子的保姆。
事实证明，她在照顾孩子方面还真有一套，亚历克斯喜欢被她照料，更喜欢看她打扫卫生，因为诺琳总会用吸尘棍让他的头发竖起来。而诺琳看来也很喜欢小亚历克斯，有天下午，恰逢诺琳休息，她在小区的游泳池与朋友玩水时，突然听到广播说：“一名叫亚历克斯的孩子不见了。”第二天上班后她告诉我，当时听到广播后她心乱如麻，因为她在想那个走丢了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家的亚历克斯。
每当她打扫完后，我放下笔稍事休息时，我们常在厨房里聊天。我有两个儿子，尽管诺琳当我的女儿太大了，但她的出现无疑为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女人间的谈话。我不太记得我跟她说过些什么了，大概都是有关我的两个小男孩的，而她则喜欢给我讲一些她在家乡的故事：关于她从来不与之说话的父亲，她母亲抛弃她的事以及她的亲戚因为她母亲的墓石放在哪里而和她发生过的争吵，等等。
我也听她经常讲起她的爱情，她的前几段感情似乎特别混乱。而她最后发生的一段感情，也是最认真的一次，她与一个男人同居了三年，但令她极度失望的是，那个男人竟然没向她求婚。
从我请她当我孩子保姆的那天起，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个女孩子总是充当受害者的角色。不过，我从未和她说过我的想法，只是不断地试着帮她，给她提建议和倾听她诉说她的故事。她没有医保，于是我付钱让我的医生给她注射流感和水痘疫苗。我帮她校对她写的护理学校申请书，并为她提供一封推荐信。当学校将她列入申请人名单后，我致电该校校长，告诉她她很难再找到如此强烈希望当护士的申请者了。
后来的几个月，一边攻读全日制学位，一边忙碌地工作，使她变得非常疲倦和急躁。这正是亚历克斯告诉我“她吓唬我了”的原因。当时我并没有对此感到惶恐，因为我知道她累坏了，脾气难免有些暴躁。我知道她脾气不好，虽然我从来没听过她高声对孩子说话，但我这些年来曾见过她以激烈的方式表达她对伤害她的人的不满。我曾听她说过她有次与男朋友吵架时，将他的所有衣服扔出公寓；还有一次，她和母亲通电话时，由于对方没有感激她，她对她母亲大吼。我可以想象她烦躁时会对我的孩子发脾气。虽然难以接受，但这可以理解。
惟一令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当我问她这样做的原因时，她的回答居然是：“你知道，孩子总爱撒谎。”她再次成为了受害者。她又一次站在了正义这边，我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倒对她不住了。自那以后，我几乎不再叫她过来工作了，后来的几年我们几乎都没有联系过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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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朋友我了解到，诺琳顺利地成了护理学院的学习，并回爱尔兰当了一名护士。她本来更喜欢呆在美国，但是她与男朋友在结婚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她威胁男朋友说，假如不结婚，她就回爱尔兰。结果，她男朋友果真没打算结婚，诺琳就只好回了家乡。最近，她前男友知道我去听诺琳的审讯后来到我家，他对我说：“我本应娶诺琳，并非因为她要求我这么做，而是假如我娶了她，这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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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当我再次见到诺琳时，她是坐在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的爱尔兰法庭的被告席上。休庭后，她倒在我怀里大哭。在那以前，我们通过几次电话，但她称并未收到我的邮件，所以不知道我会来听她的审讯。当她看见我时，她的膝盖不由自主地弯曲，我必须抓住她的手臂，她才不至于跪倒在地。“我的律师不许我哭，我不能让他们看到我哭。”她一边说着，一边戴上她的“假面具”，马上像变了个人似的：冷静而沉着。诺琳指的“他们”是庭外的摄影记者和庭内的文字记者。
她被保释出来后，打算聆讯过后直接开车回家，但我说服她请她吃饭。她选了一家没有电视的餐厅，这样她就不必担心在吃中午饭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自己了。她问我为什么会来看她，我坦诚地告诉她，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一方面，我想救她，想帮忙；另一方面，我希望了解事情的真相。我想问，她是否又发脾气了？不能自制了吗？
我问她最近怎样？“我的人生正处于十字路口。”诺琳说。她被迫卖掉了家乡的房子并搬到了北爱尔兰，因为在那里她有资格享受福利。她在那里收集和研究与她的案件有关的法律资料，并到附近的健身房进行“魔鬼般”的锻炼，她结实了许多。她把这场官司看做一场战争。我们渐渐谈到了官司本身，她到底干了些什么？
诺琳告诉我，2003年7月的一天下午，她突然接到一名护士长的电话，这名护士长称，其他护士指控她伤害2003年入住Naas综合医院的两名老年男病人，他们叫约翰·杰汀斯和西默斯·达赫迪，她为他们注射了一种叫氟哌啶醇的镇静剂，之后，杰汀斯死了（后来的尸检却显示，他的死并非由氟哌啶醇导致），而达赫迪仍住在护理室。事发后，她的所有排班都被取消了，到那时为止，诺琳在该医院工作才刚刚半年。
从她粗略的描述中，我大约了解到她被控分别给那两个病人一次不必要的大剂量注射，目的是帮他们止痛。她还告诉我，她的同事指证她时说：“她将一只水杯扔向病人，还对他说：‘假如你不住口，我再给你来一针！’”诺琳说她根本没说过那些话，也没做过那些事。由于爱尔兰法律规定，在真正的审判来临前，所有的证据和证词都是保密的，因此我所获得的只是诺琳的保证。她断言这一切都是个错误，是同事对她的陷害。她怀疑她的同事嫉妒她，因为她曾在美国受训并在业务上比她们娴熟。
在那天的饭桌上，除了案件以外，诺琳谈论得更多的是她的过去。她称她童年时，爸爸经常打她妈。诺琳想当护士的原因并非如我所想的跟随母亲的步伐，而恰恰相反，她想避免重复母亲的命运。“我不会走那条路，”她说，“我不会未婚先孕，看我丈夫的脸色、满脸淤伤地生活。我知道我能当护士是因为我曾长期当我妈的护士。”
她还提到，在她的童年时代，她父亲因在酒吧打架伤人而入狱。她很庆幸那个男人离开了她们，因为在监狱里的他再也不能打妈妈了。又怀上孩子的妈妈影响了她回校继续学业的计划，还未完成学业前便去世了。家乡再无牵挂，诺琳于是离开了家乡，到美国来。2004年2月，距离她16年后探监再见到父亲的时间不到半年，她的父亲在狱中去世。
我的大脑开始混乱。随着下午的光线逐渐变暗，她转向我，对我说：“记得有个圣诞节你送了张贺卡给我，上面写着：你一定来自一个幸福的家庭，所以你才能如此无私地付出你的爱。”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望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你一定感到很失望吧！”她的声音显得很冷漠，有点吓人。她似乎很乐于看到她的言语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我们接着一直在那间餐馆里呆着，聊了许多事，但谈话内容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因为自那些经历刺痛了我的心灵后，我再也没有动笔记下后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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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在都柏林的法庭上再见到诺琳时，我几乎无法认出她了。长期的锻炼令她显得健康而纤瘦，但精神压力也令她的脸色十分苍白。她的头发比我上一次见她时长，不过已经变回黑色。那天，我想带她出去剪头发，她看上去十分憔悴。“她看起来像个邪恶的女巫。”杰汀斯的儿子汤姆在审判第一天这样评价她。我猜，陪审团也会这么看她。
陪审团由12名陪审员组成，男女各半。法兰克·奥唐纳法官入庭就座，传唤了数个证人后，整个案件的经过逐渐清晰起来。检控官奥拉·克洛在控方陈词中指出，约翰·杰汀斯和西默斯·达赫迪都被安置在该院的急诊病房，诺琳是当晚值班的护士。据称，两名病人半夜里都大叫痛苦，干扰了病房内的其他病人。
两名作证的护士都表示，诺琳在听到他们的喊叫声后马上从护士区的座位上跳起来，径自走进药房，并拿着一支装满药水的注射器走向杰汀斯和达赫迪所在的病房。但两名证人描述的时间不太一致。
据其中一名证人巴克斯特护士说，诺琳当时从药架上拿出一小瓶氟哌啶醇，并将里面的注射液注射进注射器中。“我记得我曾问过她：‘是医生开的处方吗？’诺琳说完‘是’之后就走开了，我根本来不及对照处方单跟进必要的程序———检查剂量、有效期和注射方法。”
“我跟她出去，她继而走进杰汀斯所在的病房，当时杰汀斯病床的隔帘是关着的。她将杰汀斯推向一边，我面对他站着，一边安慰他说：‘护士准备给你打一针，没事的，你会好起来的。’然而，我发现诺琳在给他注射时动作非常粗鲁。”巴克斯特还向检控官模仿了诺琳当时的动作。“直到她将针头从病人的臀部抽出，我才发现那是一个从不用于静脉注射的16号大管径注射器。”
“我问她是否故意用该型号注射器给病人注射。”巴克斯特说。
“穆赫兰道小姐怎么回答？”检控官问。
“她只是笑了一下。”
稍后，另一名目击诺琳为达赫迪注射的证人、护士施奈德·鲁诺顿也出庭作证。她的故事只在细节上与巴克斯特有些不同。2003年6月18日，诺琳值班的另一个晚上，另一名激动的病人达赫迪在半夜里大叫并惊醒了其他病人。“诺琳告诉我她准备令达赫迪安静下来，”鲁诺顿说，“她走进治疗室，准备给他注射镇静剂。我等着她打电话给我，让我检查输液的剂量。然而，她快速地从我身旁走过。我于是跟着走进病房，当时达赫迪9号病床的隔帘是关着的。只见诺琳将达赫迪推向一边，并用一个白色的注射器粗鲁地为他注射。达赫迪痛苦地叫喊着‘救命’，诺琳骂道：‘闭嘴！’当时桌上有半杯水，她毫不迟疑地将水泼向达赫迪脸上并叫他住口。”鲁诺顿称她当时非常震惊，走到隔帘外深呼吸后才再次进去。“当时她正举着针筒准备插进去，她显然没想到我还会进来。我质问：‘你在干什么？’她说：‘我在威胁他打针。’”
两名目击证人的证词显示，诺琳强制注射的行为构成了攻击罪。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杰汀斯的死与达赫迪的不舒服与她并无直接联系，因为爱尔兰的病理学专家证实，氟哌啶醇是不会致死和造成长期伤害的。
诺琳的律师奥里德哈已经尽力了。他抓住巴克斯特和鲁诺顿证词中语焉不详的部分严加盘问，并向陪审团成员再现那两晚的情况，试图令法官相信证人证词的不可靠。“诺琳手中拿的真是白色的注射器吗？还是动作太快你们来不及看清？为什么巴克斯特等了4个月、鲁诺顿等了近两个月才提出诉讼？她们在提交诉讼前曾互相‘通水’，她们的结论真的是客观公正的吗？”
正当我开始想两名证人的证词将成为主导案件的关键时，诺琳却称这一切都是由于其他护士与她的不和。这时，奥里德哈也转换了辩护策略。他问巴克斯特，一个人对于某些事实的掌握是否会影响他对情况的判断，巴克斯特机警地回答“是”。然后，奥里德哈问她诺琳看起来是否很有能力和自信，巴克斯特对此也表示同意。
“没人告诉你穆赫兰道小姐未完成她在布拉克洛克（一家位于都柏林的著名诊所）的护理培训吗？”奥里德哈接着问，“你知道她是因为护理技术不过关而被布拉克洛克解雇的吗？因为那里的高级护士无法将需要进行手术或更复杂医疗治疗的病人交托给她。你知道诺琳没达到值夜班的临床水平吗？”
当时，坐在我身后的杰汀斯的子女脸上充满了愤怒。我转头望了望坐在被告席上一脸沉着的诺琳时，我清楚地想起了以前那个不肯认错的她。长达数月的审判，直到那一刻，我才敢肯定，法庭对诺琳的指控是对的，她的确犯罪了。
当时，我只想逃离那个令人窒息的法庭。如果她律师所列举的上述证词是真的，那么，诺琳先前和我一起吃饭时说她是因为“业务上比她们娴熟而遭嫉妒”就又是一派谎言！
了解真相后，我异常地愤怒。为什么她就不能承认自己错了呢？为什么当时她不能对我说“我最近压力太大了，所以才骂了亚历克斯”。如果她坦率地承认，我们决不会分道扬镳；如果她把真相告诉医院的护士长，她犯的错误最多只是个纪律处分，绝不会闹上法庭。可她就是不愿认错。我对她相当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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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结果出来前，我回到美国。两天后，我接到汤姆·杰汀斯的电话，他告诉我，诺琳被判两项攻击罪和一项下毒罪罪名成立。在判决听证会举行前，诺琳最后一次给我写信，她需要我的信帮助她减刑。
我最终还是写了这封信，但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怒。我向法官讲述了她悲惨的童年以及我如何确认她是有罪的。最后我恳请法官对她从宽处理，“诺琳需要的，”我写道，“是系统地帮助她忘记过去，这样她才能真正‘康复’。”
我把这封信直接寄给了诺琳，而不是法庭。结果，她的律师没有将我的求情信呈给法官。“与我的法律顾问商量后，我们决定不能用您的这封信。您为什么不多写写我细心帮您照顾孩子，认真帮您打扫房子的事呢？读了您的信后，我想我只能请求您以后别再和我联系了。”诺琳在后来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此后，我再也没和她联系过。她的律师在法庭上请求给她减刑时又讲起了诺琳悲惨的童年。直到他讲起诺琳9岁时曾被邻居强奸以及在15岁那年曾经割脉自杀的事时，我才意识到，她的悲剧远不止她那天和我吃饭时告诉我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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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年12月18日，法庭判处诺琳有期徒刑10年，但缓期5年执行。奥唐纳法官同情她悲惨的童年遭遇，并承认立即将她送进监狱的确不大合情理。她的护士执照被吊销，再也不能当护士了，这样的惩罚对她，已经足够了。
当我在网上读完了爱尔兰报纸关于她的报道后，我终于了解她为什么以前极少向人提起这么多悲惨的过去，直到最后一刻别无选择时才说出这些事，以换取法官的仁慈。
我曾经认为那是耻辱在作祟，但现在我觉得对此我有了更深的理解。就像我刚才一直在思考人是否能信任一个不完全了解的朋友一样，她可能想知道她生命里的人能否关心一个不完全是她的人，或者说部分的她。可能她不确信我们家在知道了她的丑事后，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关心她。我希望她不是这样想的，但无论怎样，我都没有机会知道了。（专题编译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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