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文献选编》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

　　陈荣捷 编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

　　定价：49.80元

　　刘铮 撰文

　　名为“资料书” 实为大著作

　　与大陆同类选集不同

　　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的一条脚注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知道，过去，哲学史、思想史都曾经有过人们业已熟悉并普遍认可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配合着思想史或哲学史的思路，建构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也非常有宰制力的叙述框架，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只要他不是白手起家或半路出家，就一定会落入这种看似本色的‘历史’中。

中国的不必说，仅美国的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就有狄百瑞编的《中国传统思想研究资料集》和陈荣捷编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尽管它们的叙述思路与中国尤其是五十年代以来的哲学或思想史并不相同，但是，他们仍然是聚焦在经典文献、精英思想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方面，这些参考资料集与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凝固了后来者的视角、立场……其中狄百瑞的资料集在章节的设计上较好，而陈荣捷的资料集在注释与解说上较优……”

　　葛兆光的话大体公允，不过应该补充一句，狄百瑞编的那书尽管是由他主编，但其实陈荣捷也参与了写作，且承担的分量与狄百瑞相当。这就意味着，陈荣捷对美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格局之形成，起到过关键的作用。

　　在杨儒宾等翻译的繁体字版《中国哲学文献选编》问世之前，陈荣捷的英文原著一直被学术界习称为《中国哲学资料书》，从196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印行第一版开始，这本“资料书”便成为研习中国哲学的海外学人必备的著作。说它的叙述框架“非常有影响力，也非常有宰制力”当然不错，但这是针对北美汉学讲的，对于中国大陆的读者，尤其是非哲学专业的读者而言，陈荣捷这本书就谈不上什么影响力和宰制力了，因为他们压根没见过，而他们通过教育或借由书本接受的那部分哲学史常识又与陈荣捷标举的那些存在明显差异。

　　今天来看《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在选目上，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它与中国大陆同类选集的不同之处，比如魏晋部分只收了王弼、郭象、何晏三人，裴頠、范缜之流不与其列；再比如唐代只提韩愈、李翱，没有我们这里看重的柳宗元、刘禹锡等；而明代只有王阳明、王夫之入选，王廷相、李贽、方以智这种都没有机会。此等地方，固然可以看做一种缺陷，但反过来说，也不妨视为一种特色。事实上，作为朱子学的专家和新儒学的倡导者，陈荣捷先生对儒家一脉的传承是最关注的，在他这本书中，宋以降的三分之一篇幅，几乎成了儒者的“家天下”，作为现代中国哲学核心人物选出来的张东荪、冯友兰、熊十力，皆可归入儒者行列(张东荪晚年归儒，著有英文《新儒学思想史》)。

　　这样一本重儒的书，置于一大堆重唯物主义的书之间，其现实意义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以彰显。

　　一部学术大著作

　　在中国，与此“资料书”相当的，只有石峻主编的《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上下卷。上面所举裴頠、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王廷相、李贽、方以智诸人，俱见该书。译文方面，《选读》博采众长，兼收新译，狄百瑞、陈荣捷等书也在采择之列，问题是关键术语的译名无法统一，不像陈荣捷的“资料书”成于一手，能保持前后一致；其次，《选读》只有原典，没有评价解说，初学者无从悟入。反观陈荣捷之书，无论是叫“资料书”抑或曰“文献选编”，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真实价值：实际上，这是一部随处可见陈荣捷学术心得的大著作，作者针对选文所作的评骘、提点、解释、辨析都具相当水准。

　　正因为如此，许多学人并没有把它仅仅当成“参考资料”或教科书，而是看做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频繁征引。比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里就提到过：“陈荣捷在其《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三十四章中指出，朱熹发现了化石的性质，早期新儒家们在药草、指南针、化石、算学、地理、绘图术等等，都曾有所撰述。”

　　另一方面，批评商榷者亦数见不鲜。比如美国汉学家田浩在《朱熹的思维世界》中探讨程颢以水喻性的那段著名语录，称：“程颢这段话一直困扰朱熹……陈荣捷先生承认朱熹讨论程颢的著作时，以谈论这段话最多。因为程颢将清水比喻善性，陈先生的讨论就此打住，把难题简单搁在一边。”再如香港学者王煜在《新儒学的演变》中说：“朱子专家陈荣捷教授，也许受朱子误导以致不屑披览《中说》，所以1963年他的英文名著《中国哲学资料书》提到作者成问题的《文子》和建安七子之一徐干的《中论》而不提隋代鸿儒文中子(王通)。”

　　像这类指责，恐怕都忽略了《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一书的篇幅问题及著作性质。陈荣捷先生的英文原著，包括索引等在内，厚达856页，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可能已达到一本单册书的容量极限了。陈先生不可能在一本无论如何终究属于入门读物的书中将所有重要的问题一一说清，也不可能把所有该提的人物挨个讲到。这些批评商榷的出现，反而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的学术地位——经典的磁场总能吸引到太多辩诘与质疑的细屑。

　　当然，陈先生的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仍在于它是用英文写就的；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他尝试用一种西方语言将中国的哲学加以重现、重组，没有什么比这种语言转换更具挑战性。因此，它的中译本无疑是有局限的，假若未能与原著对照阅读，那损失就不言而喻了。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简体字版的中译本，将给那些对古代思想真正有兴趣的中国读者带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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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