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口问题，还是人口“红利”

　　是人口问题，还是人口“红利”？

　　侯东民

　　无论城乡，就业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面对的严峻问题，这种人口与经济关系，总体上是很难用享受“红利”描述的

　　老龄化的发展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是影响下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两个重要力量

　　“人口红利说”是西方近年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关系提出的新学说。

由于中国老龄化过程加快，这一学说也引起了国内学者关注，有学者利用中国数据进行了相应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25%应归功于人口“红利”，但红利窗口行将关闭，人口政策因此应该调整。

　　回顾“人口红利说”出台前后，可以发现，以往一直为社会所关注的中国人口问题，似乎忽然成为“红利”而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人口问题，无论理论与实践上，均有讨论的必要。

　　两种不同的生育率转变

　　人口“红利”是指社会出生率从高向低转变中，少儿比例降低，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老龄化还未达到较高水平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这一阶段社会抚养负担较轻，条件适宜，可为促进经济增长贡献人口“红利”。可见人口“红利”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人口学事实，一是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二是按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较低。这两个事实在人口转变一定阶段必然存在是无须争议的。但是否可以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抚养系数，统一研究中外这一特定阶段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上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生育率转变。

　　以西方为代表的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出生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又基本充分就业，就可能使经济得到额外推力。中国人口转变是在较低经济水平下，人口膨胀导致人口问题，社会采取控制措施而形成的人口转变。生育率下降后，也会凸现劳动力丰富。但此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数量多，是人口问题惯性的表现，还是人口“红利”的到来？

　　通常人口问题的影响不是短期的，出生率下降后，以往过多生育的不利影响仍可能“惯性”存在，甚至更明显地展现。不划分两种背景，由人口年龄结构表面的相似性论社会负担，就可能引起歧义与误导。对这一问题，我们在《人民大学社会发展白皮书，1994~1995》的“人口”部分讨论我国老龄化阶段的人口与经济关系时已经指出，按人口年龄结构计算的抚养系数只是“表观”的，社会存在不容忽视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时，简单以此论人口与经济关系，可能失之偏颇。

　　因为“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与“五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人口与经济关系肯定不同，前者中的两人现实上虽然是劳动者，分析中只有看成是被抚养者，才可能区别两类人口与经济关系。否则，这种数据的误用会造成意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却恰恰忽略了迥然不同的人口与经济关系背景。在上述报告中，我们曾比较1992年中国与西方老龄化程度较高国家的抚养系数。例如，按人口年龄结构计算，1992年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挪威总抚养比是56，中国只是49，但将当年一般认为的1.5亿剩余劳动力纳入非就业人数计算，中国几乎高出挪威50％。高出幅度之大，足以说明1992年以后，相对长的时间内，中国实际抚养系数及与之联系的人口与经济关系，虽与老龄化发展息息相关，但相比之下，社会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努力可能有更大的影响。

　　是人口负担，

　　而非人口“红利”

　　1.就业问题一直是重大社会问题。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人口控制，用20年时间达到了低生育水平。但由于人口惯性，本世纪30年代人口才会达到高峰。与这一过程伴随，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是长期而艰苦的过程。下面仅从农村剩余劳力角度作一分析。

　　1978~2005年，由于非农建设，我国减少耕地近2亿亩，而全国播种、收割已大面积机械化。农药、化肥广泛使用，也大大减轻了劳作强度，缩短了劳作时间。但1978年到2005年，在经济与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因人口增长，我国农业人口仍净增1亿多，农业劳力净增近2亿。虽净增2亿劳力中约1.8亿已经从事二、三产业，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000万人。而1978年耕地比今天多约2亿亩，农业已存在大量劳动力冗余。

　　假定2005年我国一产劳力充分就业劳均耕地需10亩，而不是现实中约6亩（不充分就业下1978年劳均已7.5亩），2005年我国一产劳力只需约2亿，实际农业劳动力近5亿，其中一产劳力为3.06亿。因此，尽管经济有超常表现，1978~2005年期间，农业剩余劳力问题并没有解决，绝对数量甚至还在增加。

　　事实上，无论城乡，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面对的严峻问题，这种人口与经济关系，总体上是很难用享受“红利”描述的。

　　2.经济发展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低与人口“红利”的关系。劳动力多而经济发展得益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现象，是人口“红利”概念较广泛得以认同的重要原因。剩余劳动力问题确实可能某种程度显示出世界上事物的两重性，但是：

　　第一，如上所述，总体上这不能改变这一期间经济在快速发展，而人口问题始终困扰的基本性质。

　　第二，印度生育率居高不下，其近年发展表明，只要劳力成本低，条件适宜，外部投资青睐，一定时期内经济也能较快发展。其经济发展得益于劳力成本低的现象，与是否处于人口“红利”期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问题也是明显并存的。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现象与人口“红利”联系起来，因果关系至今也没有得到过有效论证。

　　第三，为什么在生产、消费环节，现实中可以觉察到这种人口结构确实有利于拉动消费或增加储蓄？生产、消费环节的这种感觉是实在的。问题在于，在现实中，剩余劳力问题主要是以潜在方式而不是失业方式存在，生产、消费环节直接面对、认识的现象是“三人的活五人干”中的“5个人”，“感觉”不到剩余劳动力的潜在背景及已经潜在打了折扣的劳动者们的储蓄与消费，并不奇怪。

　　第四，剩余劳动力问题似乎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可以靠低成本而发展的好事，这一认识并不妥当。社会没有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导致低成本对资本的吸引，才是真正的好事。如果上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人口控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起点本来会更高，在起点更高的位置上发展好，还是降低了起点，再以低成本人口“红利”达到那个起点，在多出几亿人口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更好？

　　综上所述，从多方面看，笔者认为现实上很难认为中国已经得到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怎样看待人口

　　“红利”行将消逝

　　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把当前阶段称为人口“红利”的受益区，人口“红利”窗口关闭，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人口问题将主要是人口结构问题、老龄化问题，这是我国人口政策需要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完全符合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性质。

　　中国确实面对老龄化加快发展问题，但中国老龄化与西方最显著的不同，是老龄化发展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相伴随。老龄化的发展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是影响下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两个重要力量，在中国经济一定的发展态势下，两者如果起到很好的拮抗作用，将有利于缓解中国人口与经济不协调的状况，也将减低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能起到很好的拮抗作用，则可能加剧矛盾。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规模问题依然长期有深远影响。例如，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西方劳均耕地规模目前为中国的几十倍，日本也为中国4倍。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下，政府补贴已受到国际贸易规则日益强化的约束。因此，我国农业经济靠自身力量发展，今后必须大力提高人均经营规模。但中国一产劳动力保有1亿，劳均增长4倍达1.5公顷，才等于目前日本的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就应在2亿以上。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转移了农业劳动力2亿多，产品已经充斥世界市场，家电、皮鞋、纺织品等，已经占世界市场很大份额。国际市场已经有强烈反应。不谈今后国内生产效率还会提高，仅再转移2亿农民，中国人能生产、供应多少产品，即便是扩大内需能消纳多少？即便生产效率不提高，这种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对国内、国际市场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

　　近来，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其他发展中国家低成本优势逐渐显现，人口众多的印度也在崛起，参与抢夺世界市场份额。中国经济发展走产业升级道路已不可避免。但这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将减少。所以，即便中国经济保持快速的发展，人口规模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完全可能继续长期困扰中国。

　　人口规模依然严重

　　事实上，中国人口问题最基本的矛盾在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上世纪90年代国土资源方面的预测已经指出，2020年左右，中国主要矿产将依靠进口。下一阶段，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逐渐尖锐，可能使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警惕人口规模方面的不利影响，依然是今后中国人口政策必须谨慎地、乃至优先考虑的问题。

　　所以，“人口红利说”及中国人口政策调整问题，只是偏重人口结构问题，没有充分重视老龄化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并存特点，没有充分重视人口规模问题对中国今后依然有的重要政策意义。相对于人口结构问题，作者认为，人口规模与经济、资源环境矛盾，仍是中国人口问题最基本的方面。至于人口结构问题，不过是中国人口控制必然的代价，所谓世事两全难，主要应依照社会经济政策削减其不利影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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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