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社会中的“学者力量”

　　2005年初江西拟定的“十一五”规划和省内一些报告文件中，均提出将建设环鄱阳湖城市群、赣西城市群、赣中城市群的规划。一些学者就分析认为这个提法欠妥，可操作性不大。接受记者采访时，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麻智辉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此次党代会上果真只提了一个城市群。

　　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认为，知识分子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此言不虚。2004年底，四川省社科院离休研究员鲁家果致信温家宝总理，对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提出不同意见，此后，四川60多位学者介入。如今，西线进度明显放慢。日前，水利部官员坦陈，四川专家的意见是西线调整和延迟的原因之一。“学者还是蛮有力量的”绝非孤例。

　　学者孙立平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出现。显然，利益主体越分化，表达的诉求就会越热烈，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学者也就纷纷走上了前台。这是一种进步。此外，学者的发言乃至学者力量化，同时是对行政力量的反拨和调节，在行政力量一手遮天的情势下，容不下异见。如今，有力量的学者挺身而出，并能矫正不正常的行政行为，这也是一种进步。

　　“学者有力量”大致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公益型。近年来，一大批颇具公共知识分子之风的专家学者不断涌现出来，比如，建议公开养路费年征收额的法学教授周泽等。这样的公共学者令人敬佩，他们的发言与公众福祉、公共利益紧密相连。尽管他们的力量是孱弱的，但由于根植民意，他们的作用不可低估。

　　一种是自利型。这些学者维护的是当地利益或团体利益，比如，河南七知名学者筹建“新学术俱乐部”，希望这个俱乐部成为河南经济学术界的“发声器”。这无可厚非。利益博弈时代，不同的利益群体必然有自身的学者代表。

　　第三种类型的学者则让人警惕。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饱受诟病，有的甚至成为公众抨击的对象。究其原因，许多不成熟、不合时宜，甚至伤害民生的决策背后，或多或少有一些经济学者的影子，在某些特殊利益集团里，不少学者也赫然存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李曙光说：“……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以接受国际惯例为借口，谋取部门利益，甚至不顾国家利益，成为境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是说的某些部门，某些学者何尝不是如此？令人悲哀的是，这些学者由于靠近或者本身就置身于权力中枢，往往具备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和掌控力。显然，这样的学者越有力量越是国人的不幸。

　　一个成熟的社会，必然日趋走向透明，学者可以影响决策，但影响的程序和机制必须透明；一个成熟的社会，必须尽力促使各方利益群体走向均衡化，学者可以影响决策，但因为有纠错机制和平衡机制，可以避免利益独享；最终，一个成熟的社会，必然是多元力量并存，必须容纳多种声音，“大狗叫，小狗也要叫”，让学者有话语的力量，也要让普通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凝聚成强大的力量。王石川（江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