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薄一波同志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月15日2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穷得丁当响”之时义无反顾跟党走

　　薄一波至今还记得自己4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母亲闹肚子痛，额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流。吓坏了的薄一波当即赶到父亲所开办的纸坊，告诉父亲。“父亲二话没说，抱着我就往回赶。回到家里，他忙碌了一阵子，传出了婴儿响亮的哭声，是弟弟出世了。”

　　家里添丁进口，本是大喜事。然而，薄家尽管在与人合伙开纸坊，但由于多种原因反而欠人家一屁股的债。拿什么来养活这个孩子？薄一波的父母相对无言，默默垂泪。在无限悲苦中，他们狠心地把出生不久的孩子溺死了。回忆起这些，薄一波特别的揪心。

　　童年的薄一波比较活泼好动，调皮可爱。闲暇时，他们经常自发组织摔跤比赛，比赛时个头高大的薄一波赢多负少，也因此得到一批小朋友的拥戴，成了村里的孩儿头。有时候，同伴的孩子中有了争执、纠纷，就爱找薄一波评评理。

　　尽管家里贫困，父亲还是努力送薄一波上学念书，不论人家怎么说“想儿子做官”、“穷得丁当响还念什么书”之类的风凉话，他没动摇过送子读书的想法。

　　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的阎锡山，想起了被山西两次通缉的薄一波

　　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重新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以后，虽然他与蒋介石的争斗告一段落，并貌合神离地相处着，但他知道，蒋介石吞并山西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3年以后的1935年，在一种错杂的形势下，阎锡山明显地感到“土皇帝”的交椅不太安稳了。

　　这一年，侵华日军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不但与阎锡山独占山西、发展山西阎记官僚资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而且已将山西纳入到了“侵略华北之计划”，亡国亡省的危险就在眼前。

　　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执行的却是共产党的主张

　　在薄一波到达山西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地作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毛泽东派彭雪枫，作为与阎锡山联系的代表，并数次致电阎，阎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建立的统战关系，一方面为薄一波在山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薄一波的工作又促进了这种统战关系。因为薄在山西建立的上层统一战线，“特殊就特殊在：它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山西话’，贯彻执行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总之，形式是阎锡山的，内容是共产党的”。　

　　招生“舞弊”让“阎老西”暗叫“上当”

　　1936年，薄一波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回到老家山西，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薄一波到山西后，以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得到了阎锡山的器重。阎锡山为保住地盘，扩大势力，便打算在山西发展30万国民兵。按照这个计划，需要2万多个连排级干部，这些干部要通过国民兵军官训练团来培养。阎锡山将招收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的任务交给了薄一波等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的工作。如果这批学员一旦完全为阎锡山所用，那对中国革命将是很大的隐患。因此，如何巧妙地招收到这些学员而又不为阎锡山所用至关重要。困难的是，阎锡山曾明确要求，不允许薄一波在山西的政府和军队里发展共产党组织。

　　“文革”蒙冤错定叛徒

　　1966年轰动全国的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发生一起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那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也叫“三六”大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侵犯华北的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被囚禁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这些同志，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了字而离开监狱，投身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后来，在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干预下，中组部经过彻底调查，最终获得平反。魏敬民在《百年潮》2003年第1期撰文披露了此案平反经过。现摘编如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康生为了整垮刘少奇，把这件事与刘少奇联系起来，作为刘少奇的一个重要罪证。1966年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毛泽东当时并不同意康生的观点。但是，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周恩来一开始就反对康生一伙这样做，他一再申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中央是清楚的。当红卫兵因1936年出狱问题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书记赵林时，周恩来以中央复电的形式答复：“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战友情深薄一波七十年回忆与思考

　　薄一波撰文忆毛泽东同志二三事

　　毛泽东同志一生为革命笃志嗜学，博览群书，深刻领会，指导实践，给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楷模，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许多同志都深深感到毛泽东同志的智慧和才能是过人的，这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说，一些看来很平常的成语或格言，经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解释、改造和发挥，从中发掘出深刻的哲理，就顿时增添了新的涵义和光泽。这使人们想起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摘引黑格尔的一段话：“——正象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中所具有的意义和广ｍàｏ＠①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　

　　薄一波撰文忆小平在太行：大家风范　举重若轻

　　记得在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期间，一次闲谈，周恩来总理曾经问我，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同志共事多年，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有什么看法。不等我回答，周总理就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周总理当时还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我边听边点头，对周总理的深刻分析深表同意。回忆小平同志在开辟晋冀鲁豫战略区的战斗岁月，在建党、建军、建政、作战诸多方面，都显示了他后来成为我们敬重的一代伟人“举重若轻”的战略家气度和才能。小平同志的这种才能和伯承同志的严谨、缜密相配合，相得益彰，使得刘邓成为当时我党我军高级干部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班子。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