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伟大日子。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万众一心、喋血奋战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面前所表现出的宽广胸襟和远大视野，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思想和理论，也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如今，先烈们早已长眠地下，中国共产党指挥这场战争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一大批主要领导人也已先后故去。
然而，还有一批当年驰骋在抗日战场上的老战士依然健在，仍在回忆和思考着这场战争。97岁高龄的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人。1936年10月，他作为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奉命来到山西，和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由此在山西的大地上演出了一场威武雄壮的抗日战争活剧，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带着对先辈的崇高敬意和对这场战争内涵的不懈追问，记者最近访问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提交了书面访问提纲。以下是薄老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回答。
国难当头，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主张。在北方局，刘少奇采取了一个大的行动。
问：在抗日战争中，您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在山西，是党的山西公开工委书记。请您介绍一下，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国局势的战略思考，以及您是怎样来到山西的？
答：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1935年是一个转折点。这是因为从我们党的领导层来说，真正把抗日作为全党工作的主题，是在1935年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后。
大家知道，1935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华北事变，一下子把亡国灭种的危险推到了全国人民面前，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战略上做出了重大调整：这就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基本精神，就是全国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一切愿意抗日者一致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的重要一着，是1936年5月5日，在红军东征山西连连胜利的情况下，发表回师通电，意在进一步争取阎锡山和蒋介石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这时，领导北方局工作的是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刘少奇。他在政治上坚决地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同时，采取了一个大的行动：鉴于北方局干部严重缺乏的现状，经党中央批准，将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经过严峻考验的五十多位同志营救出狱，使党在北方一下子聚集了一大批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我就是那时出狱的。
问：您从草岚子监狱出来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到达山西，和阎锡山建立联系的呢？
答：这首先要从阎锡山说起。
阎锡山是个封建性很强的地方实力派。他经营山西多年，在经济上有着比较雄厚的基础，近代化大企业包括重工业就有50多家；军工企业也有相当一部分，不仅能造轻武器，还能制造八八野炮等重武器。政治上，他精于权术，老谋深算。我参加革命后，就在他的眼皮底下闹，对他还是有些研究的。他基本的人生哲学就是：“存在就是一切”。也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保住他在山西这块地盘。
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的事实，阎锡山很焦虑。他不甘心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西拱手让给日本人，但又惧怕日本人；他深知蒋介石其人，联蒋又拒蒋；他骨子里反对共产党，但红军“五五通电”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他又有很大的震动，共产党善于发动民众，在广大民众中的声望又使他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一个新的出路：利用共产党的一些办法来发动民众，招兵买马，应付危机，以渡过难关。具体做法是：请一位在山西有影响的共产党人，以抗日救亡的身份来山西做这件事。阎锡山选中了我。
阎锡山选中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大革命时期我在山西从事学生运动比较有影响，大革命失败后是被阎锡山通缉的33人之一。二是阎锡山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赵戴文、赵丕廉都是我在山西国民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另一个亲信梁化之则是我的同学，是他们向阎锡山推荐了我。
为实现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我们在山西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
问：阎锡山这个人封建性很强，又善于权术和心计，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太不容易了。您到山西以后，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答：我是在少奇同志的坚决支持下来到山西的。临走时，经北方局同意，我从一同出狱的草岚子监狱的战友中挑选了杨献珍、董天知、韩钧三人，加上周仲英，共同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由我任书记。后来又增加十一人，多数为在草岚子监狱时的战友。
由被阎锡山通缉的对象，一下子成了阎锡山请来的客人，如何开展工作，也是颇费琢磨。不过，这样几条我是很明确的：一、大敌当前，就是要以民族利益为重，搞统一战线。我们在草岚子监狱中就读到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深知只有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二、我有大革命失败后从事白区工作的经验，知道光做下层工作不够，要善于做上层工作。三、我参加了大革命，对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惨痛教训也深有体会。这是我全部工作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有了这几条，如何工作心里就有数了。我感到：首先要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要利用“官办团体”的帽子，公开地做群众工作，偷偷摸摸不行。这样才能造成声势，更好地发动群众，也才能更好地把阎锡山团结在抗日的阵营之中。我们把这样一个思路归结为三句话的工作方针：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党的抗日救亡工作。这条方针得到了北方局的认可。
有了明确的方针，工作就好开展了。我们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接办牺盟会，把牺盟会办成我们党实际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团体；二是创办一支完全有别于阎锡山旧军队的山西新军。
先说第一件大事。牺盟会原来是阎锡山的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一些进步青年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倡议创立的。但一成立，就被阎束之高阁。到山西后，我们看到这个组织完全可以为抗日所用，就向阎提出：这个组织不改组就无法进行抗日救亡工作。阎表示同意。于是，我们首先成立了牺盟会新的领导班子，成员有薄一波、董天知、韩钧，加上原来的几位进步青年，会长还是阎锡山，戴的仍旧是“官办团体”的帽子。同时，由杨献珍同志执笔，修改了一些原来牺盟会纲领中阎锡山不愿接受的条文。例如：我们党的口号是“抗日救亡”，阎提“抗敌救亡”；我们提“收复失地”，他则提“守土抗战”，以表示他的独立性。好，我们就采用他的这些口号，说“山西话”，实际上讲的内容还是我们党的主张。
有了这样一个“官办”色彩的组织，我们工作起来很顺手。首先是招募一千名进步青年学生和爱国青年，以“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名义派往乡下，名义上是协助村长办理村政，实际上是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村政协助员”下乡的时候，正值绥远抗战和西安事变，经过这些爱国青年的奔走宣传，山西抗日救亡的民气一下子就起来了。一年多后，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工作开始了，真如黄河决口，像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几千年来被压抑着的民气觉醒起来了。老百姓过去曾经是除纳粮以外，什么都不过问也不晓得过问，现在改变了，他们要‘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宣言拥护‘西安事变中的抗战主张与统一战线’。”“村政协助员”又采取十人团的方式，很快发展牺盟会员30万人。这种情况，真有点当年湖南农村大革命的味道。
接着，我们从新发展的会员中挑选两万名优秀青年，作为“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的学员，组成十个团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当时，阎锡山提出训练30万国民兵，我们接过了这个口号。
三是兴办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那时，全国的青年正处在一种苦闷之中，爱国运动还没有完全的自由。太原这两个团一号召，全国的进步青年如潮水一般涌到太原。两个团合计4500多人，包含22个省区的学生。为了加强领导，我们把中共山西工委的杨献珍、韩钧、刘亚雄、王鹤峰、谷景生、周仲英等同志都派到连队去当指导员。著名抗日女英雄李林就是军政训练班中女兵连的。训练班的学员既学习抗日的政治理论，又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从而为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也为后来我们建立山西新军创造了条件。所以，当时有人曾将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比做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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