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扶贫经济合作社复制尤努斯乡村银行模式

2003年，杜晓山在云南大理调研，对农户的“育肥牛”项目很感兴趣

　　初闻尤努斯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时，杜晓山正在内蒙古参加一个小额信贷的研讨会。一个同行激动地打电话给他：“告诉你一个很大的好消息……”

　　杜晓山接完电话后继续开会。直到会议休息时，他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几个相熟的人。

　　“我并没有特别激动，相反，我的内心非常平静。”这个清瘦的学者回忆当时的心情，“在世界范围内，尤努斯获奖无疑会对小额信贷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在中国的影响，我无法判断。

　　这位59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3年前与他的同事一起创建了“扶贫经济合作社”，开始了在中国乡村复制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尽管传统的信贷哲学假定：人人都想赖账，穷人的还款能力更值得怀疑。但杜晓山这些年却坚持只放贷给穷人。如今已有数以万计的穷人从扶贫社得到贷款，而高达90%以上的还款率，给“嫌贫爱富”的商业银行上了生动一课。

　　有媒体曾把杜晓山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对此，他不以为然：“这是我们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或者说，我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罢了。”

　　在他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为社会做一些事：“能力大就多做一些，能力小就少做一些，但不可以不做。”

　　哪里赚钱往哪里去，这就是银行的本质

　　杨翠兰在通往清西陵的公路边经营着一家早点铺。铺子门前，横七竖八摆着二三十辆自行车。每天早点收摊后，她便和丈夫开始修车。

　　这个河北易县石门店村的农妇，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忙活。“实在没工夫坐下说，对不住了啊。”她歉意地冲记者摆摆手。

　　杨翠兰的要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要是别人遇见那么大的坎儿，早垮了。”村民们私下说起她都挺佩服的。

　　1997年，杨翠兰的丈夫突发重病，手术费需要两万多元。她找遍所有的亲戚“摊钱”，仍然不够。情急之下，她托邻居的熟人帮忙，到信用社贷了4000元，才算凑够了手术费。

　　因为很少有人能从信用社贷到款，这事成了当时村里的大新闻，人人羡慕杨翠兰能耐大。“他们不知道，我给办事的人花了几百块钱，买了几条好烟呢！”她撇撇嘴。

　　“如果不是托人送礼，像杨翠兰这样的贫困农户，绝对属于被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人群。”在易县扶贫社当了13年主任的周学仁，一语道破基层信用社的潜规则。

　　为什么越是需要钱的穷人越是贷不到款？在金融世界里，“义”与“利”果真就没有调和的空间？很久以来，杜晓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1982年，时年35岁的杜晓山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扶贫领域的研究。

　　在研究中杜晓山发现，国家的贴息扶贫贷款从始到终伴随着权力寻租：或者被政府官员层层截留、挪作他用，或者优先贷给了富裕户。而真正的穷人如果想获得贷款，不得不付出“灰色支出”。

　　他在一篇论文中举例说，河南南乐县农民李某从信用社贷出1万元，而实际到手只有4900元，因为要扣5000元作强制存款，再扣100元当股金。即便如此，为获得这笔贷款，李某还需要再花近千元请人吃饭。

　　有数字表明，在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中，来自农村地区的存款有4万亿元，但用于农民的信贷仅1万亿元左右，形成农村对城市的巨额金融资金倒流。

　　杜晓山调查发现，过去农民贷款有四大商业银行、农信社、合作基金会等多个渠道，现在基本上只剩农信社了。其贷款总额远远不能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

　　据周学仁介绍，河北易县这些年放出的近两万笔贷款中，得到过国家扶贫款的农户不超过5%，而得到过银行、信用社贷款的不超过3%。

　　“国家投入这么多钱搞扶贫，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从农村的现状看，不知国家的钱都哪儿去了，银行部门的钱都哪儿去了？”这位易县扶贫社主任摇了摇头，蹭地站了起来，“为什么那么多有资金需求的穷人得不到贷款？”

　　他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原因很简单——贷款给大客户，管理成本要比一般客户小，相对收益就高，金融企业当然喜欢有钱人啦！”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小额信贷项目“扶贫社”主任李谊青告诉记者，根据调研，正规银行一个业务员每年需放出251万元贷款，才可使成本与收益持平，而扶贫社一个业务员每年只要放出30万元贷款，成本和收益就可持平。为了降低成本、方便回收，商业银行自然愿意选择几十万元或上百万元的大客户。

　　杜晓山指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人手紧缺、制度失灵等原因，国家贴息扶贫贷款的坏账率达到50%以上。不管贷款到了谁的手上，几乎都收不回来。

　　“扶贫贷款成了唐僧肉，谁看见都想咬一口。”他说。

　　由于对商业利益的过分追逐，目前农村地区仅剩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也大量撤离。在许多乡村，农村信用社已全部撤离，“只剩县城里留守的一张办公桌”。寥寥无几的农村信用社，造成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的巨大缺口，许多急需资金的农民只能转而求助于非法高利贷。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如今，我们的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它们有超额利润可以赚，当然不会去做小额信贷。”

　　“哪里赚钱往哪里去，这就是商业银行的本质。”杜晓山说。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