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扶贫经济合作社复制尤努斯乡村银行模式

　　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中国镜像”

　　杜晓山的扶贫社，被称为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的“中国镜像”。

　　1974年，孟加拉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该国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穆罕默德·尤努斯，眼看着饥民像洪水一样涌进城市。他悲哀地发现，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儿童，而儿童的样子却像老人。

　　“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念任何标语口号，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尤努斯在自传中写道。

　　这个整天沉浸在“高雅的经济学理论”中的大学教授，有生以来头一回产生了惧怕授课的心理。“我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对周围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讲述虚幻的故事呢？”他质疑自己，“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活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

　　接下来，尤努斯在走访一个村庄时发现，其实只需27美元，就可以让42个有贷款需求的穷人购买原料，维持小生意，就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当贷款机构制定出一些惠顾特定人群的政策之后，那个阶层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都会得到改善。然而无论是富国还是贫国，贷款机构都只惠顾有钱人，这样做无异于宣布了穷人的死刑。”这一认识逐渐明晰后，教授尤努斯的人生发生了根本转折。

　　他一手创办起孟加拉乡村银行，坚持贷款只给穷人中的穷人。如今，已有240万个赤贫的孟加拉家庭先后得到贷款，其中3／5的家庭因此走出贫困线。

　　尤努斯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杜晓山。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杜晓山第一次通过文字“邂逅”了尤努斯。他吃惊地发现，这个乡村银行，完全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还款率却高达98%以上。这完全颠覆了几百年来银行业的信贷哲学。

　　一直困惑于此的杜晓山，隐隐感到，或许孟加拉模式是解决中国扶贫贷款的一个“好招儿”。他开始不遗余力在刊物、报纸上发表文章，传播这一崭新的模式，不想却招来一片质疑：

　　“把钱给没有抵押担保的穷人，还设想他们能按时还回来，这不是说梦话吗？”

　　“即便钱借给妇女，男人要是跟她打架不让还，她能有什么办法？”

　　“农行、农村信用社的钱都还不回来，你这套怎么就可以？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总之用很多理由驳斥你。”杜晓山双手一摊，皱着眉说。

　　尽管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与课题组的刘文璞、张保民等几人还是决定试试看。“当时我内心里有一个想法特别强烈”，他回忆，“万一这套办法可行，国家无论支持或不支持，它都可以自行运转，靠自己的力量帮助穷人。”

　　1993年，中国正式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杜晓山意识到，做这个项目的宏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这一年，对杜晓山而言，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第一块实验田选在河北易县。当时，它是离北京最近的国家级贫困县，便于管理和节省资金。从地形上讲，易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地形有山地、平原、丘陵，和中国绝大部分贫困地区地形地貌相近。而且，课题组一个老师的大学同学恰巧是易县的副县长，沟通起来比较顺畅。

　　“当时县里正在引资上项目，大家并不太理解小额信贷是什么，只是作为一个招商引资项目吸收的。”周学仁笑着回忆说。

　　地点选定了，开始四处找钱。通过在国际会议上认识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副总裁的介绍，1993年10月，杜晓山到孟加拉考察。在尤努斯的支持下，杜晓山带回孟加拉乡村银行信托基金的5万美元分期拨付的低息贷款，同时，福特基金会提供了5万美元的无偿资助，按规定，其中3万美元作为研究、培训和操作经费。也就是说，最初的贷款本金，总共只有7万美元。

　　之后不久，中国社科院课题组与易县政府协商项目具体事宜，并确立了扶贫社的章程，规定了资金使用程序，将小额贷款的利率定为8%，此后利率一直没有变动。接着，扶贫社以社团组织完成了注册，并在西陵镇五道河村成立了第一个中心。

　　扶贫社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孟加拉全套操作模式拷贝过来：以妇女为主体，5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钱，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按期还款以后还可以接着贷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额，可以无限期地循环贷款……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小额信贷推行得格外顺利。“开始我们还怕农户不响应。结果，村里在喇叭上一广播，就有70多户人家跑来交了申请。那个村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搞种养业，也有摆小摊的，很多人急需钱，又借贷无门。”周学仁回忆说。

　　1994年5月，身患小儿麻痹症的易县西陵镇五道河村村民朱秋菊从扶贫社得到一笔1000元的贷款。同时收到钱的，还有另外20个农户。这是扶贫社成立后发放的第一批贷款。

　　“初期几乎顺利得匪夷所思，”杜晓山说，“老百姓不仅没有抵制这套做法，而且非常配合地遵守规则。尤其是头3年，还贷率达到100%。”

　　之后，1995年在河南的虞城和南召，1996年在陕西丹凤，2003年在河北涞水和四川金堂，杜晓山的课题组先后建立起实验点。

　　社科院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扶贫社先后共投入贷款资本金15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1亿多元，获贷款支持的贫困户16000户左右，累计受益农户约4万户，覆盖贫困人口约20万人。

　　“尽管有的点贷款质量有波动，管理质量还有待提高，但是除河南虞城外，现存的另几个实验点，均已实现当年收益覆盖成本。”杜晓山说。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