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扶贫经济合作社复制尤努斯乡村银行模式

　　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

　　作为一个舶来品，小额信贷从一开始，就遭遇了一系列的“水土不服”。

　　“扶贫社与政府的关系，是远不得又近不得，爱不得也恨不得，既要争取政府的支持，又要避免政府过多插手，这个劲头可不好拿捏。”杜晓山苦笑着摇头。

　　他坦言，扶贫社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最大区别是：“孟加拉是小政府，中国是大政府。在中国的基层做事，不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基本是不可能做好的。只要地方政府一句话，说扶贫社放贷是违法的，我们的钱保证一分也收不回来。”

　　周学仁回忆，一次，有个“瘸子”到扶贫社申请贷款，而经过调查，此人一向品行不端，不符合贷款条件。没想到“瘸子”告到县政府，而有关领导真的批了个条子，要求周学仁给他发放贷款。

　　“我真是哭笑不得。”周学仁叹气道。

　　类似的尴尬，扶贫社的每个基层负责人都曾遇到过。南召扶贫社主任勾长远说，经常听到某位领导“把钱贷给卖蛇的”，“给养鹌鹑的发放贷款”之类的无理要求。

　　一些乡、村干部的干扰更是让扶贫社头疼的事。易县的一个村干部曾在大喇叭里喊话：“扶贫社的钱都是外国人的钱，不用还！你们看，以前的扶贫款什么时候用还过？”杜晓山说，这样的事，在每个实验点都曾发生过。

　　扶贫社的第四个实验点陕西丹凤，更是因政府插手过多失败的典型案例。

　　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地政府将小额贷款当做扶贫的救命稻草。陕西省也成为第一个正式提出支持小额信贷的省份。因为丹凤是该省第一个小额信贷扶贫试点，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政府有人提出，扶贫社作为“纯民营活动”，存在“速度不快，步子不大，资金不足”等缺点，不久便接管了扶贫社，并把利率从8%降到了3%。

　　“虽然政府的主观意图是好的，但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杜晓山评价，“过去的经验表明，对民营小额信贷，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

　　截至2000年，陕西全省累计投入26个亿搞小额信贷，上演了一场小额贷款的“大跃进”。然而在规则和管理人员都不足的情况下，只剩坏账累累，现在早已偃旗息鼓。

　　“当时可出了不少‘洋相’呢。”扶贫社主任李谊青笑道。

　　他回忆，那时，有关部门为了完成贷款指标，极力游说农户贷款。一对老夫妻，被强行贷给几千元。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的老两口，拿这笔钱不知道有什么用，放在哪里都不放心。思来想去，他们用报纸和塑料袋把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挂在了房顶正中的电灯下！

　　“事实证明，做扶贫性质可持续的小额信贷，并不是政府和传统金融机构的强项。”杜晓山说。

　　十几年中，300多家曾在中国开展小额信贷项目的非政府机构，现存的仅剩100多家，其他的多因资金耗尽不得不退出。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至今，监管当局从未审批过任何一个新的农村金融机构。对于扶贫社等在农村发展的小额信贷组织，法律明确规定，“只能放贷不能吸储”。

　　“如果没有融资渠道，就像瘸了一条腿。”周学仁说。

　　在最初筹集的10万美元之后，孟加拉乡村银行信托基金又先后给了社科院一些低息贷款，总额加起来约600多万元人民币。另外还有一些赠款和委托款，福特基金会、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台湾爱国商人杨麟、美国乡村银行基金会、花旗集团及一些机构和个人等都先后给予扶贫社资金支持。但2003年以后，基本没再有新的资金注入。

　　“这也是乡村银行模式在中国运作13年来始终没有做大的主要原因。”杜晓山总结道。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