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扶贫经济合作社复制尤努斯乡村银行模式

　　借贷给最穷的穷人，还是给有生产能力的穷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扶贫社的贷款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最穷的穷人。

　　康金红身材瘦小，说话声音很低，但是特别爱笑。这个河北易县石门店村的32岁妇女，20岁结婚生子后，一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家里的全部收入来自丈夫在城里打工当瓦匠。两口子一吵架，丈夫就骂她没本事，康金红也觉得自己“像个废人”。

　　“孩子的零花钱给不上，孝敬老人的钱也给不上，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个瘦小的农村妇女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两只大眼睛红了。

　　“到处找亲戚借，可亲戚也没闲钱，都躲着我们。”那时的尴尬令康金红一辈子忘不了。

　　几年前她听说可以从扶贫社贷款的事，曾提出过申请，但没有通过审核。

　　易县扶贫社梁格庄分社主任马海燕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一看，这破房子，做买卖别再黄了。再加上村里人说她两口子爱玩儿，人又懒，就没有贷给她。”

　　去年，康金红再次提出贷款申请。这时，她已经以450元一年的价格，在公路边租了一间门脸房，办起只有一张桌子的小吃铺。看到别人烙大饼卖得很快，她也想干，可托人一打听，一个饼铛1200元，她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

　　这一次，她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今年春天，她找到信贷员佟方，填写了贷款申请表，不到一个星期，1000元钱就送上了门。用这笔钱，自己再凑上200元，康金红终于把惦记已久的饼铛买回了家。

　　现在，康金红一天能卖几十张大饼。加上小吃铺的收入，每天可以赚得上百元。曾经对每周21元还款担心不已的她，现在还得轻轻松松。最令康金红高兴的是，丈夫再也不跟她吵架了。

　　“这么多年，从来没像现在这么顺心过。”康金红一边把面团揉得啪啪响，一边咂着嘴说。她打算明年把小吃铺好好装修一番，规模扩大到四五张桌子。

　　“到底是借贷给最穷的穷人，还是给有生产能力的穷人？”杜晓山说，“过去我们严格按照孟加拉模式给最穷的人。但是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这部分穷人经济基础很弱，还贷时有一定困难，尤其是每周还贷。这是现实操作中的一个矛盾。”

　　1995年，易县贫困山区遇到水灾，相隔一年后，一些贫困户贷款发展养殖业，但牛和羊得了红斑病，大批死亡。贫困户因无力偿还贷款，每当借贷员上门催款时，便怨声载道。

　　“尽管这些贷款最后基本都收回来了，但是工作量很大。”杜晓山说，“最终只好选择一种与初衷没有大的背离，既帮助了穷人，又能使机构保证资产质量的方法。”

　　杜晓山并不讳言：“基层操作的人往往愿意帮助中等或中等偏下的群体。就目前而言，像我们这种小额信贷机构，没有外来补贴，这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不能不承认这也算一种偏离。”

　　“我现在最怕的是，员工形成不愿意帮助最穷的人的惯性，以为帮助穷人就错了。”杜晓山紧拧着眉毛说。

　　在他的理念中，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惠及所有的人。“所有有金融需求的人，都有权利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金融服务。富人可以拿到钱，穷人不可以拿到钱，这是说不通的。”

　　“穷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十几亿，在中国也有1亿多，如果把十几亿人排除在外，这个金融体系还算完整的吗？”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曾表示，在小额信贷这个问题上，两条腿中的一条，也就是政府这条腿没有正常运转起来。“希望大家坚持住，小额信贷在中国必然有发扬光大的一天”。

　　好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杜晓山认为，这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事实是，一些主流金融机构的触角正在往下延伸。据此，他判断，在实践小额信贷的机构中，将会出现既互补又竞争的局面。更多的银行将会关注、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但他们所选择的必定还是“穷人中的富人”。

　　去年12月下旬，中国银监会宣布降低农村银行业准入门槛，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村镇银行。但扶贫小额信贷组织的合法身份问题，新政策中仍未提及。

　　杜晓山说：“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举双手赞成。但同时，我要继续呼吁，可持续的扶贫小额信贷组织应该尽快有合法身份，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它有合法融资的渠道。这应作为农村金融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尽快加以解决。”

　　另据媒体报道，日前在香港举行的世界电信展开幕式上，受邀出席的尤努斯透露，中国政府已邀请他到中国进行小额信贷的试点工作。他将同中国政府合作，在一年时间内，将其乡村银行的模式搬到中国农村。

　　“为什么尤努斯和他发起的‘穷人银行’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几天前的一个傍晚，杜晓山在他的办公室面对记者发问，“因为和平需要人们和谐地相处，而和谐相处的前提之一是消除贫困，消除人与人之间因贫困造成的对立。”

　　此刻，他办公室窗外的长安街，已经华灯初上。一条告别贫困的希望之路，能否从这里通往中国广阔的贫困乡村？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