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原副总理薄一波逝世　享年99岁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月15日2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薄一波的传奇人生

　　档案盘点：

　　薄一波，原名薄书存，中共元老，山西新军创建人。1908年2月，出生于山西定襄。解放前，曾任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政委，中共太岳区委书记，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经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系七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出任过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

　　薄一波于1925年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至今已为党奋斗了80年，是党的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惟一健在的一位，也是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成员中惟一健在的一位，堪称现今党内资深元老。晚年薄一波身体安康、思维清晰，既难忘昔日烽火连天的岁月，也仍在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真情依旧。

　　“穷得丁当响”之时义无反顾跟党走

　　童年的薄一波比较活泼好动，调皮可爱。闲暇时，他们经常自发组织摔跤比赛，比赛时个头高大的薄一波赢多负少，也因此得到一批小朋友的拥戴，成了村里的孩子头。有时候，同伴的孩子中有了争执、纠纷，就爱找薄一波评评理。

　　尽管家里贫困，父亲还是努力送薄一波上学念书，不论人家怎么说“想儿子做官”、“穷得丁当响还念什么书”之类的风凉话，他没动摇过送子读书的想法。

　　薄一波在太原上学期间，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些稿子，《山西日报》发表后当时不发稿费，只寄一份报纸，平时寄到学校里，假期就寄到薄一波的老家。村里从来没人订报，突然看到经常有《山西日报》寄来，议论就多了。有人说，一定是书存(薄一波乳名)入了混(共)产党，不看报不行。薄一波的表兄一听就急了，特地找到薄一波的父亲说：“舅舅，咱的日子如今也过得不错了，书存怎么还想加入混(共)产党？现在还有口饭吃，混(共)了产以后吃什么？”薄一波的父亲听了苦笑着说：“穷人不找混(共)产党找谁？你别多管闲事！”

　　晚年薄一波这样感慨：“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没想到的是，薄一波后来渐渐模糊地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救中国，要救中国就必须跟着共产党走。

　　招生“舞弊”让“阎老西”暗叫“上当”

　　1936年，薄一波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回到老家山西，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薄一波到山西后，以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得到了阎锡山的器重。阎锡山为保住地盘，扩大势力，便打算在山西发展30万国民兵。按照这个计划，需要两万多个连排级干部，这些干部要通过国民兵军官训练团来培养。阎锡山将招收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的任务交给了薄一波等人。如果这批学员一旦完全为阎锡山所用，那对中国革命将是很大的隐患。因此，如何巧妙地招收到这些学员而又不为阎锡山所用至关重要。困难的是，阎锡山曾明确要求，不允许薄一波在山西的政府和军队里发展共产党组织。

　　为此，薄一波一方面积极组织爱国意识强、愿意抗战的积极分子参加考试，一方面在考试的内容上做文章，在录取过程中大搞“舞弊”。在考试内容的安排上，阎锡山的所谓“按劳分配”、“物产证券”是必不可少的题目，要拿出来应付阎锡山。其余的题目则都是关于抗日救亡的内容，将这两类题目混杂在一起。在录取过程中，薄一波等人内部规定：凡是答对抗日救亡题目的，80分就录取；凡是答对阎锡山那些题目的，一个也不录取。

　　通过这种方式，招收上来的国民兵军官训练团学员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抗日救亡的骨干，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优秀的军事干部。

　　八个钟头近距离感受伟人之风范

　　1943年8月1日，薄一波收到转来的中央有关“赴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电报。11月，薄一波到达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薄一波到枣园他的住处谈话。毛泽东紧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薄一波同志？”又自言自语地反复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这也许是主席为了记住他的名字。接着，就讲了汉朝薄昭的故事。谈话自始至终都是漫谈式的，像是聊天，使薄一波很快就摆脱了初次见面的拘束。

　　毛泽东对薄一波说：“过去对你们的活动不怎么了解，你们在白区，我们在苏区，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你的名字还是听刘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说。”后来，毛泽东又问到薄一波的经历。

　　这次同毛泽东见面，谈了整整8个小时。于是，薄一波对此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三十七岁入中委

　　1945年春夏之交，”七大“在延安隆重举行。在党的”七大“上，薄一波被选为中央委员。据了解，在酝酿中委、候补中委名单时，本来薄一波是作为候补中委提名的。当时，陈赓觉得薄一波是从监狱出来的(注：1931年被捕入狱，即后来“文革”期间著名的“六十一人案件”成员之一，1936年出狱)，当党员可以，当候补中委不合适，就找周恩来和刘少奇先后反映。刘少奇后来向毛泽东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听后说，为什么不可以当正式中委？提候选中委就不妥。主席的意见，选举前在各代表团中进行了传达。因而，37岁的薄一波很顺利地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

　　儿子薄熙来眼中的父亲

　　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可谓“政坛明星”，早在他出任大连市长、辽宁省省长之时，每次在公众场合，他都成了媒体关注的中心，不得不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尽管记者的问题五花八门，但薄熙来回答得轻松自如，大有“问不倒”之势，风趣引人入胜。一次集体采访中，谈父亲薄一波时，薄熙来说：“父亲对我的帮助主要是教育。一个人将来能否做点事，主要看青年时代是否受到学识、品德和素质上的教育。我从我父亲那里得到很多这方面的帮助。”

　　退出领导岗位后，薄一波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不时地下象棋、打扑克牌、打太极拳、练书法、看书、写回忆文章，同样十分关心祖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还不时地勉励儿孙们“登高望远，磨砺成材”。

　　薄一波夫人胡明

　　胡明，原名李琼英，祖籍福建闽侯，1919年10月出生于广东琼崖。少年时代聪明好学。“向往于舍生取义，崇拜岳飞、花木兰，憧憬着做历史上第二个女英雄”(胡明《历史自传》)。16岁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93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省青年群社宣传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央党校研究员、中央妇委研究员等职。1945年与薄一波结婚。随后，任职于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华北局。建国后，先后在中财委人事局，建工部劳动工资司、机械施工总局、技术情报局，第二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局，担任处长、副局长、局长等职。1967年1月5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时年不满48岁。人物周刊

　　背景资料：1966年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发生一起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那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也叫“三六”大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侵犯华北的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被囚禁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这些同志，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了字而离开监狱，投身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后来，在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干预下，中组部经过彻底调查，最终获得平反。魏敬民在《百年潮》2003年第1期撰文披露了此案平反经过。现摘编如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康生为了整垮刘少奇，把这件事与刘少奇联系起来，作为刘少奇的一个重要罪证。1966年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毛泽东当时并不同意康生的观点，周恩来一开始也反对康生一伙这样做，他一再申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中央是清楚的。当红卫兵因1936年出狱问题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书记赵林时，周恩来以中央复电的形式答复：“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就在这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收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发来的一封急电。原来，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已专程赶到西安，会同那里的造反派组织，要召开大会，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北局急电请示中央。周恩来亲自批办。11月24日，他批复道：“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挥笔批准了。

　　然而，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也到处煽动学校的红卫兵对六十一人中的幸存者进行揪斗迫害。他们对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煽动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康生在军委扩大会上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叛党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党的十一大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薄一波等人及其亲属子女申诉要求平反这个重大错案。不久，与“六十一人”密切相关的一封申诉信，经过邓小平、汪东兴的批示转到了中央组织部。12月31日中午，胡耀邦看到了党中央两位副主席阅批过的这封申诉信。他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作彻底平反“三六”大案的突破口。

　　可是，平反问题并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仍然是阻力重重。6月9日，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找胡耀邦与陈野苹谈话，单刀直入地谈了“六十一人”问题。汪东兴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华国锋同志和我们几人(指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直接负责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现在应继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第一办公室的人也强调中组部不得为“六十一人”翻案。

　　对于汪东兴和中央专案组的这种态度，胡耀邦没有多说什么。他对有关人员说，为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上复查结论，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中组部同志根据调查写了大量的内容翔实的调查材料，并准备根据这些材料起草给中央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复查报告。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事实后说：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为此案平反。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