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长期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他曾撰文表达深切的怀念
薄一波离开领导岗位以后，专心从事回忆录的写作。出版的著作有《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领袖元帅与战友》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两册。
他在这些专著中回忆了与元老们交往的故事，深情缅怀共同走过的光辉岁月。
薄老评价邓小平
邓小平是“千古一人”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邓小平同志一直是我十分敬重的老领导、老战友。1937年9月，我遵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率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来到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翌年1月，小平同志担任一二九师政委，也来到晋东南。我们并肩战斗，他和刘伯承同志对我们多方支援。1945年，党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小平同志是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委，我是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成为他的副手。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大区中央局书记，我们先后调中央工作。小平同志后来担任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的许多工作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由我具体负责制定的《工业七十条》，就是如此。小平同志后来告诉我，毛主席直到逝世前，身边还放着《工业七十条》。
小平同志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后，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有些重大问题，他委托我去研究和解决。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创举，他自己担任中顾委的第一任主任。十年中顾委，我一直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而小平同志一直是中顾委的灵魂。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长期奋斗中，我们相交甚笃，相知甚深。小平同志给我的教诲，终生难忘。
1997年2月邓小平同志逝世时，我十分悲痛，曾书写了“一人千古，千古一人”的八字挽联。“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如果说，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那么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没有回答的世界性难题，也是非常之业。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难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还不是建“非常之业”、成“非常之功”么？
图：1946年2月，邓小平(左一)、刘伯承(左四)、薄一波(右一)等合影。
图：1984年12月，陈云同薄一波、姚依林交谈。
薄老评价陈云
后来事实证明陈云是对的
我与陈云同志相识是在1943年11月。那时，我从太岳根据地到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陈云同志时任中央组织部长，初次见面，相谈甚欢。我记得，他主要谈了学习问题特别是学哲学问题。他说：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是因为不根据实际办事，主观与客观相脱离。所以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思想。
建国以后，陈云同志主管财经工作，我们在中财委一起共事数年。从那以后，我所参与的党和国家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工作，大都是在陈云同志直接或间接指导下进行的。当年中财委给中央的报告，很多是陈云同志自己动手写的，但他总是坚持要“陈、薄”共同署名，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之间所凝结的情谊。
记得党的八大时，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同志担任中央副主席，小平同志担任中央总书记。当时他们分别为51岁和52岁。毛主席向大家介绍说：“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今后要由他们“登台演主角”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同志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卓越地发挥了“登台演主角”的作用，成功地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陈云同志有一句名言，叫做“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为了讲真理，他认为：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立即弥补和改正；怎样对老百姓对革命有利，就怎样办。1959年拟订钢产量指标时，陈云同志认为原定的2700万吨不切实际，就是后来调低到1650万吨也是达不到的，必须降到1300万吨。当时压力是很大的，但他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意见，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后来毛主席也称赞陈云同志说：“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
薄老评价周恩来
逆境中受到周恩来的关怀
记得在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期间，一次闲谈，周恩来总理曾经问我，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同志共事多年，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有什么看法。不等我回答，周总理就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俩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
周总理当时还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我边听边点头，对周总理的深刻分析深表同意。
1967年8月1日，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中央决定举行盛大招待会。在此以前，由于林彪、“四人帮”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大肆批判所谓“逆流”和所谓“带枪的刘少奇路线”，我和军队负责同志处境已很困难。在那样的情势下，我们能否依照惯例出席“八一”招待会，当然是很难预测的。
7月31日下午五点钟左右，叶剑英同志忽然来到我的住处，向我转达总理的通知：要我准备出席招待会。还说，对我是否出席的问题，意见还不一致，总理准备请示毛主席。剑英同志想得很周到，还随身带来了一个理发员，怕我临时来不及去理发。
一小时以后，总理再次通知“已经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朱老总要出席，我要出席，其他正受冲击的军队负责同志也要出席。为了避免意外，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从我住处到达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临赴会时，总理又亲自打电话询问我走了没有。当然，这一次几个老同志出席招待会与否，都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军队的团结和稳定，涉及打破林彪、“四人帮”的乱军篡军阴谋并纠正他们造成的那种歪风邪气。
总理这种亲切的关怀，不能不使我深为感动。这是一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牢固团结的阶级感情。
薄老评价彭德怀
对彭德怀的批判负疚在心
1937年冬，彭德怀同志随八路军总部住到山西沁县的一个村子里。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他到县城来看我，记得与他同来的有杜润生等同志。由于我过去没有做过军事工作，在初次交谈中，我主要是向他请教如何做军事领导工作的问题。德怀同志并未细讲，只是说：军事工作没有什么神秘的，同其他工作一样，主要是靠在实践中学习。谁也不是生来就会带兵打仗的，谁都难免打一些败仗，但打来打去，实践多了，本领也就练出来了。话虽不多，然系经验之谈。
1959年夏，彭德怀同志去湖南视察工作。当时，我也在湖南调查研究。记得是在株洲一个兵工厂我同他见了面。他问我，你到了主席的家乡，有什么观感？我说，我在那里同当地干部进行了座谈，询问他们粮食增长了多少，他们说增长30％，我不相信。后来支部书记个别对我讲了实话，说顶多能增长15％。德怀同志接过我的话说，15％也没有。我去了好多地方，统统都报30％以上。他表示要给中央拍个电报，反映这一情况。我说完全支持。他问我是不是两个人联名发这个电报，我犹豫了一会：还是分头发吧。他说那也好。
不久，大家都上了庐山。没想到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受到了那样不公正的批判，从此身受磨难，至死未能解脱。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信，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事实说话的。但在当时的情势下，我自己也参与了对他的“批判”。我同杨尚昆、安子文等同志交换过意见，都认为德怀同志信中所提的意见是对的，只是时机上欠考虑，不好进行批评。于是我们几个商量在批判发言中尽量避开这封信，主要谈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批评过的几个历史问题。但即使这样，今天看来，我当时的发言中仍有一些违心的话，这是不能自我原谅的，至今仍负疚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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