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园里的“三角地”汇集了各种讲座信息。 |
柳哲:我是谁?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北大边缘人’、‘曹聚仁研究者’、‘自由策划人’,还是‘浙江兰溪的青年农民’?”
撰稿/张 静(记者) 陈统奎(记者)
北大东门外吉永庄一间30平方米的平房,住着柳哲一家。这位浙东金华的农民,10年前的梦想是从政。他高考落榜后在浙江省浦江县图书馆工作,26岁时仍是一名临时工。
启程
“与北京大学结缘实在很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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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哲的房间里摆着一尊曹聚仁的铜像,他这位老乡是名作家、名记者和名学者,又曾是大陆和台湾的“国共密使”。柳哲说:“在我心目中有两位导师,一是元代文学家、我的祖先柳贯,第二个就是曹聚仁。”
1995年5月17日,浦江县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了曹聚仁资料馆。因为没有多少学术研究资源,为了扩大影响,在海内外争取更多支持,柳哲以“曹聚仁资料馆”的名义向全国的研究机构、学术机构发函。“我给慕名已久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寄去了征集资料函。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北大中文系的主任是谁,只好写‘中文系负责同志收’。”
没想到该系的办公室主任张兴根很快回了信,不久又约请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钱理群寄来了研究文章:《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来二往熟悉之后,柳哲便与张先生谈起了自己的人生困惑。
“我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但是临时工工资只有140元,没有大学文凭转不了正,还遭受排挤和冷落,希望能到北大中文系深造。张兴根在回信中说,你有机会来北大中文系进修一下就好了。”
柳哲怦然心动:“我当时还没来过北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进修,就想到北京去弄个大学文凭。能去北大读书还不好?根本不知道在北京生活那么难。”
1995年年底柳哲辞去了曹聚仁资料馆的工作,带走了整个家族所有的积蓄3000元。“当时我并无积蓄,父母好多年存了2000多元钱准备给我娶媳妇,我又向亲友借了1000多元。我对父母说,这个事情,不管成也好,不成也好,让我去闯一次吧。”
梦想
柳哲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时间:1996年3月14日凌晨3点。
经过30多个小时的颠簸,柳哲带着有关柳贯和曹聚仁的图书资料、生活用品,总共两三百斤的行李,出现在北京车站。
“7点多钟,我在北大中文系办公室打电话给张兴根。他很快过来了,非常热情地用自行车将我的行李运到北大宿舍管理科。我被安排在北大研究生宿舍,当时一个床位一个月120元,我交了4个月的住宿费。”
下午张先生又陪柳哲去教务处办理进修手续,听到一年的学费要3000元,他愣了:“我那点钱办完正式进修手续就没钱住宿了。”
又一个偶然改变了他的人生。“有位老师好心地跟我建议:一般来进修的都是为了拿一个结业证书回去评职称。如果你只是为了求学,不如去北大中文系旁听,那就一分钱不用交了。”
张先生建议柳哲办个旁听证,这样在北大学习和生活会方便一些。他就选择了一门旁听费最低,而自己又比较感兴趣的“唐宋散文研究”,导师为葛晓音教授。“交了80元钱,在北大成教学院领到了一个单科进修旁听证,这也是我在北大6年唯一一次交费听课。”
他第一学期一心一意地读书、听讲座,半年后就支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去打工。“当时我有一个老乡是原北大历史系的楼开炤教授,在他的推荐下,我到了北大出版社古籍编辑室(今文史哲编辑部)做临时工,校对全宋词。这正好合了我的口味,我在那里干了一年半,对我的文字功底和写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出版社1500元的薪水足够柳哲一个人的生活开支。
“我在北大半工半读了两年,虽然工作也比较顺心,但我总是想我来北京不是只为了赚个钱吃饭。当时曹聚仁先生的研究国内比较沉寂,北大对于曹聚仁的研究也缺乏重视,我实在为我们家乡的文学前辈抱不平,总想做点事。”
1998年3月,柳哲开始在北京筹办“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把挣来的数千元全部用来做筹备经费。因为出版社每天繁重的工作太牵扯精力,他一狠心辞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在搜集曹聚仁资料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很多曹聚仁生前交往过的老师、他们的学生、研究专家,跟他们有了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这可能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财富。”
柳哲原本的设想很大,他要筹划一个“中国曹聚仁研究会”,后来得知一个国家级研究会必须挂靠部级单位,他也没钱去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为了变通,决定先搞一个“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如果成立了研究中心,就可以有一个办公的地方,招一些人,反正这个梦当时是做了。” 但是这个研究中心始终没能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跟我当时的能力也有关系,知识面、社会经验、运作能力还不具备”。
身份
2001年是柳哲人生中第三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开始从曹聚仁转向‘北大边缘人’策划。”“我突然觉醒了:一个人一定要有实力、有成就,才会得到尊重。”他想,或许可以把自己在北大的经历写一本书。“五六年吃喝拉撒、读书恋爱都在北大,精神上、生活上都融入了北大,但我是北大人吗?不是。在出版社的工作也是临时工。当我苦苦思索并漫步到三角地的时候,突然闪现了‘北大边缘人’这5个字。我觉得这是对我很好的界定,我就是北大边缘人。”
那是个“寒冷”的季节。“用钱捉襟见肘,甚至靠借贷度日,一度负债1万多元。柳哲搬进了“静心斋”。那是校园里一个废弃不用的小房子,大约只有六七平方米,不通暖气不通电,当然也没人收房租。后来他被校方发现勒令离开,开始了频繁搬家。
“有时候身无分文,吃饭只能去小店或摊位上赊账,打电话也要去电话亭赊账,所以学习之余就是找钱。第一次打工是帮某公司抄信封,两天挣了120元,乐了好一阵子。有一年夏天,通过与民工聊天,得知拆房时整理砖头一块能挣3毛钱,就高兴地去干了一天,手指都被磨出了血,有时窘迫到一个馒头就白开水就算吃饭的程度。”
2001年8月8日柳哲与女友雨心结婚,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转向做生意。“我开始学着搞些策划,还在一位华侨的境外公司兼职,慢慢把借教授们的钱还清了。”
经过10年漂泊的柳哲已经不再醉心于学术。“来北大之前,我可能还抱有政治梦想,后来做学者也是我的梦想。但是现实不允许你去实现,所以我要想办法去找钱,帮别人编修家谱贴补家用。偶尔还是会去北大听听讲座,但现在最关键的还是创业。37岁到40岁这段时间对我非常关键。”
他有时候会困惑:“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北大边缘人’、‘曹聚仁研究者’、‘自由策划人’,还是‘浙江兰溪的青年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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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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