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管理学院有MBA课程不许旁听的规定。 |
“能够容忍就不错了”
有人说,旁听生经常占据了50%以上的教室座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他们不必承受高考的压力,不必交纳越来越昂贵的学费,但却可以享受同样的师资。
撰稿/陈统奎(记者) 宋 伟
“季羡林在清华上学时,跑到燕京大学旁听冰心的课。冰心发现班上多了一位陌生学生,于是问季羡林身份,得知是清华的学生,冰心毫不客气地把他请出了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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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大中文系段宝林教授向记者讲述的一段往事。段宝林以此说明,当年的燕京大学教学管理非常之严格,学校绝不允许外校学生或校外人员自由旁听。不过,北京大学从蔡元培时代始,对旁听生就采取宽容的政策,学校管理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干涉旁听生在北大的听课权利。
段宝林亲身领教过旁听生所带来的火爆场面。他主讲中国民间文学,吸引了大量旁听生,有一年他开公共选修课,第一堂课校方安排的是一间可容纳175人的教室,段宝林一看,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无法上课。最后换到一间350人的大教室,依然挤得满满的,很多学生就坐在过道上听讲。
在北大几十年,段宝林的旁听生中既有大名鼎鼎的苏联科学院首席科学家,也有国内各著名大学的教师、博士,外校的学生,北外的外国留学生,甚至还有出家人,包罗万象。段宝林也秉持“有教无类”之心,善待那些“北大边缘人”。
段宝林说,当年刘半农也是一位“北大边缘人”,但蔡元培欣赏他的学问,聘请他到北大当预科教授。后来胡适博士瞧不起刘半农,觉得他没有学历,当教授不称职。刘半农一气之下,跑去法国读了博士回来,才洗掉边缘人的身份尴尬。
复旦大学张汝伦讲授的西方哲学课程是复旦校园最为火爆的课程之一。本学期,由于旁听者实在太多,这门课还专门搬家,换到光华楼更宽敞、座位更多的教室。2002年,应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邀请,张汝伦给北大学生讲授《精神现象学》,也领略过北大旁听生的热情。他说:“今天,几乎中国各个大学都有旁听生存在。记得早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博士研究时,我的一个导师的课堂拥挤到连他的脚边都坐满了人,整个教室只剩下他周身半径不到半米的空间。德国人狂热的学习热情感染了我。我很鼓励自己的学生去旁听其他老师的课程,当然,我也很欢迎学生来旁听我的课。”
有人说现在已经是“E时代”了,很多知识完全可以在网络上学习,没有必要到大学课堂上抢位子。张汝伦认为,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不同,课堂讲授是对文本的极为有益的补充,学生和老师的面对面交流具有书本所不能替代的价值。
在一些名校有人统计:旁听生经常占据了50%以上的教室座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他们不必承受高考的压力,不必交纳越来越昂贵的学费,但却可以享受同样的师资。于是“上课没座位,食堂没地方”成为一些人攻击旁听生的论据。
李巍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6级的博士研究生,2002年他报名北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但不了解所要报考的老师,就决定先去北大旁听,做了一阵子“北大边缘人”。他说:“旁听生应该遵守游戏规则,不要‘学术性’地破坏课堂秩序,比如不能在没有做足功课的情况下瞎提问。”李巍说,北大不是科普课堂,如果目的是知识脱贫,北大并不是最理想的场所。
为了保证选修课程的学生能够得到座位,北大有老师规定教室前几排必须预留给他们。张汝伦说,他的学生也曾经提过类似建议,但他觉得没有这种权力,同时也没有必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彻底办法是禁止校外旁听生,但难道还能禁止校内非本院系学生的旁听?对于旁听生的问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不少旁听生呼吁北大免费开放图书馆,取消临时饭卡加收的15%费用,称这些是“非公正待遇”,但北大都没有回应。“北大能够容忍旁听生的存在就不错了”,段宝林说,“你看看当年季羡林被冰心赶出教室,再看看今日北大旁听生的待遇,就知道他们应该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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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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