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将出

　　本报记者 王世玲

　　当“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绿色和谐”等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关键词时，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环境等指标将理所当然地成为对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全面考量的标准。

　　日前，国家发改委正在拟订全国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案和指标体系，并正在组织力量对截止到2005年的评价指标数据进行测算分析，并将尽快拿出一个可以在更大范围公开、具有更强指导意义的全国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报告。

　　“从部门角度而言，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是宏观调控机制的创新。”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助理巡视员侯岩表示，创新性就在于，这种评价是对传统的计划、投资和政策手段的重要补充，为宏观调控提供决策参考。

　　一直未公开的方案

　　近一段时期，摒弃考核单一经济指标方面，有关政府部门不断进行着探索。

　　从2006年起，国家环保总局在浙江、四川、内蒙古三省区试点的干部环保政绩考核，以此推进整个“绿色GDP”考核体系的建立。而由统计部门发起的“幸福指数”核算，也被称为此方面的一个尝试。

　　“我们从1990年初就开始着手进行社会发展综合水平的评价，但一直未能得到重视。” 社会指标研究国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员朱庆芳向记者表示。

　　朱庆芳一直参与原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组织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研究。直到近些年，她才明显感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个课题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从1999年开始，国家发改委与国家统计局曾联合提出一个全国性的初步评价方案。随后，经过3年多的不断完善，数次征询有关部门、地方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于2002年正式发文公布了“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案”。并在2005年，通过对1995—2003年指标的测算，撰写提出了一个比较正式和完整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报告》。

　　但整套评价方案一直仅在系统内部运作，没有向社会公布。

　　“有技术性原因，也有非技术性顾虑。”侯岩表示。从技术上讲，在这一评价体系下形成的评价报告时效性不够强，比如2005年的数据要到今年8月底才能基本完成。等到最后完成评价报告，时效性基本上要差一年。

　　“指标体系如果不能做到与时俱进，评价结果则可能是反应滞后的。”侯岩称，有关方面对评价指标客观性的争论以及报告结果发布后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成为国家发改委不愿公开报告的顾虑所在。

　　社会发展投入不足

　　尽管全国性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还在酝酿之中，但一些地方早已开始了类似的先行探索。

　　2005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案》和《广东省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百姓的衣食住行到教育、就业，从用电量、用水量，再到家庭电脑数量以及恩格尔系数，以及失业率、享受低保的人数等30个指标，核算和评价全省和各地级以上市的社会发展状况。

　　随后，安徽、浙江、江苏、北京等地区也相继建立了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定期公开发布。

　　某种意义上说，地方评价指标体系可为建立全国范围的评价体系提供借鉴。但侯岩也提醒，在各地社会发展评价呈现“百花齐放”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统一性”与“地域性”的有机结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前，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联合起来，共同制定了副省级城市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在这个共同体系下，这些城市之间社会发展的评价就具有了可比性。

　　他们拟定的指标评价体系包括5大类38个指标，这些指标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朱庆芳所做出的指标评价体系。

　　5大类即人口现状、生活水准、公益服务、社会保护和城市环境。38个子指标包括老龄人口占人口比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千人拥有医院、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社会抚恤和福利救济费用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万人刑事案件立案率、意外死亡人口比率、万元GDP废水排放量等。

　　与国家发改委的谨慎态度相映成趣的是，学者们显然走得更远。

　　“根据新情况的要求，我们把社会发展总投入占GDP的比重作为测算的新内容。”在调整了部分指标后，朱庆芳和她的同事刚完成了2005年全国社会发展总体评价。

　　在这份总体评估中，他们得出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社会发展总支出占GDP总量的比例偏低。

　　2005年，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共计22380亿元，占GDP的12.2%。与世界各国相比，这个比例明显偏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三项支出合计占GDP的比例，我国约为10%，低于美国的16%和法国的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等国20%左右的比例。

　　而在采用38个指标体系，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排序后，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分别位列前五名。

　　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在听取各方意见和吸取地方经验后，将会尽快公布全国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指标。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