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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知者无畏到物质者无所谓


  那时候,他看上去很美

  主笔◎王小峰

  1988年,被称作“王朔电影年”,他的4部小说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最后一部电影《大喘气》上映时候,王朔去找叶京,就是后来拍《梦开始的地方》、《贻笑大方》、《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导演。

那时候外面下着大雪,叶京开着车,拉着王朔从西直门去和平里影协的电影院,路上,王朔眉飞色舞地狂侃:“中国电影哥们儿现在平趟。”那时叶京还在做他的生意,跟影视圈没什么瓜葛。十几年后,当叶京回忆起这段情景时说:“他当时幼稚得就像一个孩子,放了很多狂话。当然,他现在也会这么狂,但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而距“王朔电影年”仅仅4年前的1984年,王朔还在为他的处女作《空中小姐》煞费苦心,这篇3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最初有13万字之多,他先后改了9稿,加起来的字数约100万字。随后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浮出海面》陆续发表,他的纯情开始感动无数少男少女,但这种轻飘飘的催泪弹并不足以确定王朔的文学地位。当王朔意识到,文学都在很严肃的时候,他必须用这种不严肃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可。打下一点基础后,他笔锋一转,开始了他的调侃。这有点让人措手不及,挺纯情的一个作家,怎么一下变流氓了?关于王朔的争论也甚嚣尘上。所以叶京说:“王朔的高明就在被大众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恰恰就是对他认可的时候,他摸到了中国人的命脉,中国有句成语叫‘叶公好龙’。”

  王朔是较早看清大众文化威力的人。

  浮出水面

  上世纪90年代是文化的分水岭,之前,文学的地位很高,90年代后,文学让位给影视。王朔恰是这两种文化转换过程中的润滑剂,而这个润滑剂就像他在小说《顽主》里的一句话:用弗洛伊德过渡。他用一种不严肃的姿态,轻易就把严肃文学给不严肃了。这么好的事儿,一不留神让王朔赶上了。如果他再晚出来两年,也许就是末班车了。马未都曾经是《青年文学》杂志的编辑,用他的话讲,王朔什么名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很熟悉了。“他那时候穿一个大裤衩子去编辑部找我,我跟他很熟,也比较谈得来,我们都是军队大院长大的。王朔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我一直觉得在我们那一代人里,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是第一。当时他的文字表述方法我喜欢,领导不喜欢,所以有段时间王朔没有在我们那里发表作品,他第一次在我们那里发表作品,也是文学界比较认可的是《橡皮人》。”

  王朔的文字里几乎没有什么抒情描写,大都是语言对白,而且相当精彩,这就为他的文学转向影视作品提供了方便。他的小说几乎就是一个剧本坯子,稍加改动就成了剧本。马未都在谈到王朔的语言优势时说:“王朔的语言中,老北京语言特别少,如果写纯老北京的东西反而写不好。他的语言反映的都是大院里的文化,天南海北都有。他有北京人的劲儿,没有老北京的话。我们平时说话就那个劲儿。我们的文学在80年代以前,受到的训练就是开头都是‘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这样的感觉,每人说的话都不是人话。所以,不论写什么作品,表述方式都是一样的。到了王朔这里,改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这种很生活的语言显露出来了。其实他小说里很多话都是我们平常说的,一模一样,谁的话谁说的,我们都知道。”原《啄木鸟》杂志的编辑魏人也认为王朔的语言魅力无人出其右:“如果说王朔有什么最大的贡献,就是对话语的贡献。王朔的语言是随着中国步入资本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一种混杂情况,他更多使用口语会给人带来一种冲击力,这种冲击力会让人觉得生活充满了多样性。外来语、土语、消失死亡的语言、重新复活的语言,组成新的语言,这个时代应该不超过10年,王朔恰恰把这些都搁进他的作品里了。这种语言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会形成一种新鲜,一种时尚,一种娱乐行为。这种语言就会迅速在老百姓中传播,成为话语娱乐。”

  王朔赶上另一个好时机是90年代影视界开始发生变化,第5代导演的崛起和文本文化向视觉文化的转变,娱乐文化开始出现。王朔的文字某种意义上讲是严肃文化大堤上的一只白蚁,现实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所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作家4部小说先后改编成电影的盛况。马未都说:“当时文艺上不是百花齐放,放出来能撒欢的就他一个,剩下的人都比较正统。后来有很多人在模仿他,但是还有个难度,王朔的受众体比较大,有文化没文化都喜欢他。他找的点很好。还有一路子人写得很窄,比如刘索拉,就那么点人喜欢。所以,在这一点上,王朔算一个奇才。”

  叶京更了解王朔写小说之前的状态:“其实王朔早年是特‘小资’的一个人,他的爱情观和对待女人的行为方式都特‘小资’,是一个挺性幻想的人,是一个特追求精神的人,是个浪漫主义者。那个年代刚改革开放,不足为怪,我们都经历过那样一个年代。那时候的‘小资’,不像现在那么酸,现在这种‘小资’感觉掺了很多假,你看着都肉麻,觉得酸,那个年代的‘小资’挺朴实的。”当年王朔和叶京瞎胡闹的时候,北京是个真空状态,他们的父母军管的军管,外调的外调。剩下这帮孩子留在北京,可以胡折腾了。“我们为什么是‘发小’?是因为那时候我们院儿拆了,拆完了,这帮孩子天天串在一块。实际上学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胡打乱闹这么多年,没看出他身上有什么,王朔把时尚叫恶俗,我们其实都追求过恶俗,现在叫恶俗,那时候就是一个觉得崇高的时尚。所以我说他‘小资’也有这个成分,看古典文学,虽然是看,但是看懂了吗?其实有一半是在追求时髦,大家都在追看这些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挂在嘴边津津乐道。也有自己的圈子和沙龙,这个沙龙实际上就是一帮人吃饱了没事干整天说的老北京的狂侃,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的侃已经超出了胡同里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和积淀。”

  王朔混进文学圈后,和当时的很多作家一样,也都围着一些文学杂志转,那时跟他来往比较密切的除了马未都,还有魏人等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单立人探案集》都是发表在《啄木鸟》上的。以当时人们对文学的理解,王朔的小说里的很多话都是犯忌讳的,当时马未都为了能让王朔的《橡皮人》发表,专门请主编喝了回酒,主编一高兴,才同意发表。但是《橡皮人》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主编不喜欢把这句话删掉了。马未都对删掉这句话耿耿于怀,正好那期是他去印刷厂签字付印,于是他又偷偷把这句话加上了,然后马上把大样寄给了《小说选刊》,如果《小说选刊》能转载,主编也就不会再怪罪这件事了。果然,《小说选刊》采用了《橡皮人》。马未都说:“他的这句话在早期作品中象征意义特别重,象征他成人。”同样,王朔的小说在《啄木鸟》那边也遇到了类似问题,魏人回忆说:“我那时候编稿子,有个作者写接吻,舌头缠舌头写了4000多字,我们认为是黄色。王朔写接吻就写了一句,男孩女孩接触,女孩哭了。审查机构认为不行,这给人冲击力太强。后来我解释,这是文学的冲击力,艺术冲击力,不是色情描写。当时为了给王朔一个奖,我们挖空心思,一等奖空缺,给王朔一个二等奖,我们部长当时觉得王朔就是一个流氓,后来我们想方设法让他们见了一面,他一看,就是个大男孩,印象马上就变了。”

  那时候的作家和编辑都常混在一起,马未都说:“那时候大家在一起就是瞎吹,说迷恋女色的事儿,都把自己说得特别神勇,把芝麻的事儿都说成西瓜。”不过大家虽然在一起胡说八道,但都像防贼一样防着对方,魏人说:“这些文人在一起都怕偷,谁也不谈创作。你说出来,手慢一点就被别人用去了。那时候天天在一起,大吃小喝的。那时候我自己都没有家里的钥匙,谁都可以来。经常有人买东西放冰箱里。有一天我跟王朔回家,发现家里有4个人在打麻将,我说你们是谁?他们说我们是给主人看家的。我说我就是,怎么不认识你们。那时候的关系就像王朔小说里描述一样。我们也没多少钱,你有困难,大家都来帮助,大家在一起谈吐都很幽默。我们打麻将,旁边的几个女作家问我们,你们说什么呢。我说我们在说流氓黑话呢。”

  马未都说:“其实王朔很痛苦。由于他对这个世界过于敏感,他就特别痛苦,所以他有很多恶习,比如酗酒、过量的吸烟。刘震云对待很多事情都特别狠,王朔是一个心地很善良、假狠的人。他写得狠,但内心不是这样。我觉得王朔无论作品中的人物对生活是什么样的态度,他内心都是很软弱的人,一旦他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一定是退缩的,他不坚强。相反,你看冯小刚,动不动就哭,但他内心特别坚强。”

  千万别把我当人

  王朔最擅长调侃,那种剑出偏锋、话里有话、含沙射影的风格让人津津乐道,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叶京说:“其实这就是一个伪装自己的外壳,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很多痛苦的东西。他和现在的人痛苦是不一样的,现在人的痛苦是建立在物质表面的基础上的,那个年代是内心的痛苦,就是挣扎,说得光明一点就是追求。然后我说用那种外壳去包装自己,所以为什么说用机智来形容他呢。其实过去王朔一直在装,最后装得跟真的了。很多人认为王朔就这样,其实王朔不这样。王朔骨子里的这一面谁知道?我知道。王朔面对社会以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装出来的。谎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了真理,他就是把假的东西最后全弄成真的了。他的反讽、机智,全都是用一种反向思维体现的,出现了想不到的奇效。王朔对媒体说的话都成了语录,中国能称其为有语录的人,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毛泽东就是王朔。但我跟你说他的这些东西全是假的,所谓真的就是他心中有无限的荒凉和黑暗。”

  王朔的聪明之处在于,他虽然没有认真学过传媒学,但是他非常清楚公众人物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在那个年代,还没有炒作这个词,但是王朔学会了,在“诱奸”媒体和树立公共形象上,至今没有人能超越他的手段。当然,前提是你得是一个有公众魅力的人。叶京说:“任何人面对公众的时候,都是想自圆其说,想包装自己,想拿出一副所谓圣人的面孔,就是一句顶一万句,这都是包装,这都是假的。包括我今天说的,都是拣对我叶京有利的话说,包括我说我就是一傻逼,就是一流氓,其实都是在想夸自己,这就是王朔惯用的伎俩。当年把王朔当成攻击对象的时候,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呀’,这话太典型了,其实你王朔不是流氓。原来我以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假流氓,我是真流氓,现在反过来了,他真成一流氓了,我倒成了假流氓了。他的话就是既把你给讽刺了又让你觉得挺舒服,不是在直接骂我,我还能接受。让大众一听到,这话成语录了,真经典。包括前段时间他评论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大家骂得那么厉害,王朔很调侃地说了一句‘张艺谋是搞装修的’。王朔给大众的感觉就是张嘴就来,思维极其敏捷,其实他回家恨不得想十天半个月。他跟我聊过,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他很随便地调侃张艺谋搞装修,估计‘装修’这个词至少他在家想半年了。一个人的成功不是靠他的投机,他也用功。这个用功是他回家做功课去了,不是靠他的聪明在这里跟你胡侃出来的,他也是思考出来的,这个思考来自对生活的悟性,第二才是来自他的修养、积淀,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哪像现在‘80后’的孩子,不用思考就语出惊人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魏人也说:“王朔是一个理智的人,他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信口胡说,都是他事先想好的。他那时候天天背成语词典,怎么增长你的文化水平啊,就是背成语词典。这些年我从王朔的文章中能看出来,他读了不少书。”

  在叶京开车拉着王朔去感受那个“王朔电影年”之前,他没觉得这个朝夕相处的哥们儿在文学上有什么成就,那时候叶京开饭馆,王朔天天去他那里蹭吃蹭喝,没事回家就写小说,到点就到他这里蹭口饭,然后侃侃大山就走了。“我那个时候一直忽略了他,因为我们太熟了,彼此了解。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就是一个文学大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等同于法国新浪潮时期的特吕弗跟戈达尔。”

  玩的就是心跳

  电影的影响力让王朔看到了它远远比文学更能给他带来实惠,所以叶京说:“他真正大红大紫,还是通过影视,他的小说跟影视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后来的90年代的王朔作品,甚至王朔电影年,我觉得王朔未必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影视让他看到了这个好处,他是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用影视把自己一下子给包装了。其实王朔是中国这一批作者、文学写手里面是最早悟出这个的,是最早知道去做这个所谓的消费文化,最早能抓住这个东西的人。咱们那时虽然没有这么多钱这么多经济利益,但他最早知道用这个去挣钱。我说的他聪明就聪明在哪儿呢?就是没有躲在家里写字,要不也就是一个像苏童、莫言,充其量也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因为说老实话,从他的处女作开始,我曾经说就是中学生作文,不是贬义,就是他特干净,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所谓的‘小资’一点的小说,包括后来《空中小姐》,他完全建立在写个人感受。而且我觉得王朔没有那种与天下为敌,舍我其谁,忧国忧民那种劲儿,他没有带着那种心态去写作,他早年也不是什么‘愤青’,他是适应能力很强的一个人,他不像我,我必须得有一个时间去适应,所以我的面很窄,他的面很宽,他可以跟任何一个人往来,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的因素。”

  电视剧让王朔如鱼得水,发挥了比小说更大的空间,80年代末,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打算拍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渴望》,写一个身上汇聚中国人所有美德和倒霉事的刘慧芳。王朔参与了这部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剧的策划。这部电视剧播出时,万人空巷。王朔看得清清楚楚,电视的力量就是这么大。魏人说:“电视剧是从这开始,慢慢作家都进入到这个行业。一开始也盈利,只是很少的钱,但有名啊,传播度大了,电视平台展示的机会多了。”《渴望》中他还仅仅是策划,随后的《编辑部的故事》确定了王朔的影视风格。

  虽然在此之前,王朔的小说先后被改编成电影,但没有一部成功的,马未都说:“没有一部电影超过了小说的魅力,唯一一个接近小说魅力的就是《顽主》。《顽主》用王朔的原话说就是因为米家山没什么本事,他也没什么想法,就照着那个拍,所以拍得比较像。凡是有想法的,都改得特恶心,因为他们没有王朔那种驾驭语言的能力,王朔小说中最美妙的就是他的语言,是原始状态,你不能动。”

  但是介入电视剧的创作,不仅能让王朔多挣很多钱,而且那种扬名立万是深入民心的。王朔第一个主笔写的电视剧是《编辑部的故事》,当时负责写剧本的人有苏雷、葛小刚、魏人、王朔和马未都。但是剧本写完后,两次审查都没通过,这些人也就没心气了。毕竟他们这些人中,除了王朔都有自己的工作,不愁这点钱,但是王朔要靠这个活着。后来,剧本的审查终于通过了,正在大家准备拍的时候,却发现剧本莫名其妙地丢了,这等于把王朔给闪了一下。这时,当时在剧组里打杂的冯小刚找到王朔,希望能跟王朔继续把这个剧本写完。鉴于其他人已经再没心气重新写剧本,王朔便和冯小刚合作,基本上这部电视系列剧是他们两人为主完成的。等电视剧播出了,火了,这个不翼而飞的剧本又回来了。也就是从《编辑部的故事》开始,王朔跟冯小刚有了一段漫长的合作。也就是从《编辑部的故事》开始,王朔夺回了他在影视作品中的话语权,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设计剧中的形象和人物性格。马未都说:“他第一次把生活化的对话搬到影视作品中比较成功的就是《编辑部的故事》,其实《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李冬宝、葛玲、余德利三个人说话方式是一样的,顺拐的,但是为什么大家觉得三个人都那么有意思呢?因为在以前没有人那么说话,都是装孙子。他只是占了这么一个便宜。恰恰是王朔使用了这个方法,所以他一次弄得就很成功。其实《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里面的对白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当时感动了很多少男少女,对话方式、处事方式、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在王朔以前的作品中都是隔着一层的。王朔以前都是京剧,到王朔这里改成话剧了。我想当初他能引起巨大反响是跟这个有关,今天再来这套没用了。”电影《顽主》让王朔发现了葛优和梁天比较符合他设计的人物形象。《编辑部的故事》让李冬宝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在那个时期,很多男的说话都在刻意模仿李冬宝,就像当年《上海滩》热播的时候很多男孩都在模仿许文强戴个白围脖一样。

  实际上,当时他们“海马创作室”除了为葛优写了《编辑部的故事》,还准备为梁天、谢园写剧本。魏人回忆说:“葛优、梁天、谢园他们三个当时跟我们都特好,我们打算给他们三个人每人写一部戏,《编辑部的故事》是第一部,后来海马创作室一解散,就结束了。”随着冯小刚在影视圈的地位确立,葛优逐渐成了他的御用演员。

  之后又是《爱你没商量》,王朔参与了编剧。再后来几部比较有影响的电视剧王朔都以策划的身份参与,比如《海马歌舞厅》、《过把瘾》、《北京人在纽约》。马未都说:“我当年在这帮孙子的怂恿下开了一个海马歌舞厅,歌厅赔钱,我天天手搭凉棚一看,满桌都是认识的,那时候北京人以不给钱为荣,如果这桌有人要付钱了,还要按着不让付钱,没有任何经济观念。有时候王朔也去玩,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歌厅门口的树底下,我说赔好多钱,我得想办法赚回来,后来就想能不能以歌厅为背景,生发很多故事,像《编辑部故事》那样。别看我们开歌厅,但我们对歌厅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海马歌舞厅》拍得比较矫情,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是好看的。比如每集都有明星出现,商业模式上它是成功的,里面还有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片段。”

  而这个阶段,正是大众文化全面崛起的时期,叶京说:“所以那时候大众消费文化扑面而来,大家打开电视天天看到的都是王朔的名字,不管是编剧也好原著也好策划也好,都有他,他已经成了一个大众文化的娱乐英雄了。那些曾经在家里苦哈哈写作的作家应该感谢王朔,起码王朔让他们都走向富裕的道路,当时有一批作家都沾了他的光了,比如海岩、王海。现在的作家已经不是在为文学而写小说了,多半作家下手的时候脑子里都想着能不能拍成电影、电视剧,这都是王朔开的先河。当然不是他有意识开的,他潜移默化把这些人引到这条路上来,他造就了这个市场的氛围,给了这些作家机会。他要是不造就这么一个市场,那些作家就是想把自己的小说往电视剧上改也没人改啊。”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当王朔确立了自己在影视圈的地位后,开始进入实体操作,他先后跟叶大鹰、冯小刚等人开过公司。凭借王朔的知名度和智慧,应该有很多机会,那时候王朔如日中天,商业化已日趋深入人心,对于一个开创了娱乐时代的领军人物,正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时候。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命运似乎开始捉弄王朔。如果从一个阶段来看,自从姜文拍完《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电影就成了王朔命运的分水岭。对此,马未都认为:“我说他是一个有极强商业敏感的人,但又是个极笨的没有商业能力的人。他是非常矛盾的,他是有想法没执行力的人,他的想法是好的,但是都做不成。他做过很多公司,都一塌糊涂。80年代末我们成立‘海马创作室’,当时30多个作家,我是董事长,王朔是干事长,干事长就是个甩手掌柜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在做。问题是我本人对商业没什么兴趣,如果我当时有兴趣的话我就是个影视大鳄了。当时离开主要也是人有矛盾,30多个精英在一起不是那么好玩的,内耗很大,因为都没有经过严酷的资本主义训练,对经济不摸门,总觉得自己吃亏别人占便宜,所以分崩离析。”王朔大概就属于自己知道怎么挣钱而不知道通过群体挣钱的人,离开创作,他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不过叶京认为:“他是被中国行政上过多的干预给毁了。他干过很多公司,他有人气和凝聚力,他也很会干,也会知人善用。其实他在这方面比我强多了,打交道和策划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跟叶大鹰做过一个公司,他当时要搞一个中国文学大成,全部改成影视作品。后来他搞网络公司,都是被有关方面干预做不成了,并不是王朔自己能力有限不想做了。包括他跟冯小刚后来弄的好梦公司,雄心勃勃,也因为行政上的原因让人给灭了。说白了就是觉得你王朔太叫嚣了,太张扬了。王朔的东西当年就是绵里藏针,有点触动他们的意识形态了,大众对此又津津乐道,而且把主流文化践踏得一塌糊涂,主流文化当时受到很大的冲击。要不是王蒙站出来说那么一句话,说王朔的作品是‘微言小义,入木三厘’,王朔可能还被主流文化狂轰滥炸呢。后来,《我是你爸爸》也没通过审查。当时来讲是个坏事儿,但现在来讲我觉得恰恰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就是他们俩当时已经有点找不到北了。”

  与此同时,一些突发事情也让王朔感到绝望,一是他哥哥去世,二是梁左去世。叶京说:“他哥哥比我大1岁,是我同班同学,很年轻就发现得了膀胱癌,后来一直在治,有一天他觉得不舒服就找大夫去看,聊着聊着突然出溜儿到桌子底下就死了。他哥哥前脚走,后脚梁左就走了,而且他在跟梁天收拾梁左遗物的时候发现梁左有一张高利贷欠条,是想象不到的一个数目,而且梁左傻到就让放高利贷的人滚雪球,越来越大,梁左根本还不起。当时王朔眼睛红着哭着跟我说这件事,说这个人比黄世仁还黄世仁,太王八蛋了,给他放这么一高利贷,结果那时候梁左就背上了这个沉重的包袱。清理他遗物时候就特惨,没有什么东西,梁左很大程度是被压力郁闷死的。现在几百万元梁左也还不了啊。当初梁左靠给姜昆写俩相声,写了那么一情景喜剧,他能挣到钱吗?梁左的心愿就是让王朔帮他弄那本书,帮他作序,但他所有的那些素材都在被人搬走的电脑里,王朔就去找,跟那人说梁左这个书的事儿。那人说这个不行,这个版权给你,钱的事情得说清楚啊,我不能糊里糊涂的就把盘给你啊,王朔当时特生气,说怎么是这种小人,人都走了,而且还是你亲戚。”

  王朔的脆弱并没有在文学圈里体现出来,但是进到影视圈之后,他一呼天下应的影响也使他常常被当成利用的对象,叶京说:“那时候那些人肯定是像苍蝇一样每天愿意跟着他,所谓苍蝇跟着屁哼哼,王朔放个屁,一帮人就围上来了。还有我觉得没有这些苍蝇跟着你,你这屁也放不出去这味儿,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聊天时候,尽管他现在不承认,坑他坑得挺狠的实际上就是张艺谋,这我都知道。据当时我听王朔讲张艺谋想拍《顽主》,王朔当时很牛,说我凭什么给你啊,王朔其实就是你越牛我越看不上你的一个人,那个时候张艺谋也有点牛了。他就给一个不知名的导演米家山了。当时王朔就放了这话,他有这个本钱啊。后来张艺谋又想拍《我是你爸爸》,定金也付了,剧本也让王朔都改了,结果张艺谋就把那戏给扔了没做,按王朔的话讲就是张艺谋给我挖了一坑,这坑把我给搁里头了,就差没把我给活埋了。张艺谋要从做人来讲,说老实话,他的那种伪装的厚道,是最容易麻痹人的,我倒觉得他那种手段还不如冯小刚来得高明,冯小刚光明磊落,干脆就是我是一不要脸的,张艺谋多会隐藏自己啊。”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冯小刚把王朔使得太狠,把王朔伤到了。叶京说:“我觉得《我是你爸爸》这个东西让冯小刚给做坏了,因为王朔他不懂导演,完全是冯小刚拉着他,那段时间是冯小刚利用他最狠的时候,因为冯小刚是非常会投机,王朔让我演那个流氓大哥,我就把那戏给他串了一下。所以当时那个拍摄过程有部分我是了解的,我记得特清楚,当时在南城拍一场戏,王朔就坐在车里面,监视器都懒得看,我跟王朔坐在车里面聊天,过一会儿冯小刚跑过来,窗户一摇,朔爷,你看这怎么怎么弄,把这事儿一说,王朔说行行行你说行就行——就这状态。”

  过把瘾就死?

  王朔从美国回来后,渐渐和冯小刚疏远。1999年,王朔发表了《看上去很美》之后,逐渐淡出公众视线,甚至也很少发表文章或接受媒体采访了。马未都说:“他之所以不写了,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有一天走在大街上突然觉得精神大厦轰然坍塌,他意识到了,他的长处在丢失,他的生活没了。他本身不是一个刻意写小说的人,就是因为他不刻意,如果他刻意写一定一塌糊涂。他在80年代后期写的都是80年代初期的生活,所以他后来就觉得没招了。他是个软弱的人,就逃避。另外他经营也不善,对他有各种目的的人也在害他,王朔又是意志很薄弱的人,所以就不写了。”魏人觉得,王朔写影视剧本把手写偏了。所以写不好小说了。对于后来的《看上去很美》,马未都说:“他的《看上去很美》写得就非常差。他强索儿时的记忆,大部分是模糊的,我们对儿时的记忆,3岁以前是不知道的,6岁以前只能记住个别细节,谁都这样,科学告诉我们的。他没的写了,只能写小时候。他出名以后就失去了生活,他小说中出现的事情,都是生活中发生的,没有杜撰的。我保证他写不出来,什么都写不出来,他远离生活是不行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长处。”

  不过,叶京分析说:“我相信王朔也在反思自己,他对自己作品满意的不多。他前段时间不说话,恰恰是他要说更重要的话,他不说话就是一种无声的反抗。前段时间他突然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女演员站出来说话,这是一个托词,他真正想说的话在后面呢。他绝对不会为了一个女演员站出来打抱不平,说是什么我老王家的人,那我觉得丫就太不靠谱了。他可能偷偷想做电影,我估计他顶多在电影上有那么一两个突破,如果他只想做中低成本的电影,比如像《梦想照进现实》,他只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说白了就是投石问路,这样的方式行不行?但如果他这么做,我客观地认为,他不会有什么突破,在中国他走不通。他必须彻底跳出自己的东西,去做一个电影,但我想象不出来,在他前面已经有很多座山了。”谈到王朔压在箱子底的新小说,叶京猜测:“王朔迟迟没有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说白了,他觉得你们中国人可能都看不懂,他可能是想给世界人看的,我估计我能猜中了。如果他还能掀起一个高潮的话,也就是这个。我还告诉你,没准中国人还就看不懂,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如果他还是传统写法去写,接着《看上去很美》往下写,还真跳不出来。因为那点破事我们都是共同的,谁都知道。他肯定会写一个超现实的东西出来。他后来在网上聊天,声东击西放烟幕弹,说写现代题材,写‘80后’。就算他写了,也没跳出过去的路数。他想石破天惊,只能写中国人都看不懂的。”

  种种迹象表明,王朔要回来了,其实公众对王朔回归也是心存期盼,至少,他的存在对整个文化界来说是一个风景,他总能制造新闻和热闹,哪怕他以后一篇小说都不写,只要他说话就行。公众在这么多年也看到,王朔的娱乐性远远比他的文学成就大得多,他免不了被恶俗化。而王朔身处其中,有时候也很尴尬。

  王朔创造了一个时代,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引领了一个时代,在一个错误的环境里离开了这个时代,他不回来,看上去有点尴尬,他回来,也许会有新的尴尬。马未都说:“我认为大众文化文学这部分,王朔是一个巅峰,没人能超越过。我说的巅峰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普及度,一个是文学成就。后来的都达不到他的文学成就。他普及度再大也没有用。在王朔以前是老舍,老舍的东西隐含了一种艺术成就,再往前就是曹雪芹了。《红楼梦》是个大众文化,跟现在的电视连续剧没什么区别,今天依然可以原封不动地变成大众文化。王朔在不经意中带出很多极富哲理的东西,开玩笑说的话,但说得非常深刻,他含沙射影的能力特别强。王朔在我们那代人里,没人能超过他。”叶京说:“王朔不会再起来了,我很冷静客观地说,他的高潮已经过去了,现实社会就是这么残忍。他不会换一副嘴脸出来的,他一定会保持一贯的样子。他再出来,不过是维持他的现状而已,原来没有从王朔身上感受到魅力的人,或者‘80后’的人,或者当年对王朔不太感冒的人,这些人可能会对王朔复出掀起一个高潮,对王朔津津乐道,就像我们当年一样。但是,咱们这代人或者当年很追捧王朔的人,可能会很冷静地对待王朔,不会再掀起狂热,他会失掉这么一批人。”魏人说:“严格意义上讲,王朔是这个时代的奇葩,他没上过什么学,完全凭借自己。我认为他该踏踏实实,花10年、20年,写出一部《红楼梦》来。我觉得他还是心态问题,就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有一得必有一失,你愿意过什么生活你自己选择么,你选择一种大众生活,就是双方选择,他选不选择你?你要过一种平静生活?不需要大众,你就自己过就是了。你现在出来,想再亮个相,想回眸一笑,那很难受啊,灯火阑珊处那人还在么?除非你又写出一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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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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