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广东省博物馆新馆陈列方案专家论证会上,来自天南海北的学界精英们被咨询稿中的一个提法吓了一跳:“(唐代)广州在海外享有盛誉,当时外国人称长安为摩诃支那(梵文Mahacina),意即大,而称广州为支那(梵文Cina),意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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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说法,中国的英文翻译“China”是由梵文“Cina”发展而来,“广州”就成了“中国”的前身。对此,不少与会专家纷纷表示“第一次听到”。
展览稿中的这个提法,记者在《广州市志·外事志》中找到了相似的记载。市志中还记载,“(唐代)广州人口结构具有明显的国际化特点。为加强管理,朝廷在广州设‘蕃坊’安置外侨。外国诸教名僧云集广州,盛况空前。‘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当时的广州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也是很多外国人认知中国的窗口。
记者同时还了解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早在1995年出版的《广州外贸史》(与陈柏坚合著)中,便引用宋《高僧传》卷2,《唐广州制止寺极量传》中“印度俗称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的记载,指出“外国人往往把广州误为中国”。
然而昨日黄启臣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China”之名是否来自广州,尚待考证。黄启臣说,唐代由于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中国对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来说,仍是知之甚少。加上许多人来中国是走海路,唯一的登岸地便是广州,他们因为急于了解神秘的“中国”,便以脚下的广州推而广之,不是没有道理。但要证实这种说法,还需要更多资料,目前尚不成熟。
“广州”是否China的来源?此说引发了热烈讨论。对此,这一观点的提出者省博研究人员白芳持审慎态度。她说,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来源是“秦”和“瓷器”。讨论中出现这样的观点:或者正是因为广州的强势存在,使得China的流传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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