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报称中国正设法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新华网专稿：英国《金融时报》1月17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政府正在设法使出口商品从“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文章摘要如下：

　　现代中国的特征之一，就是产生令世界各国政府和公司董事会畏惧的数据。

　　研发投入高产出低

　　经合组织称，在研发支出方面，中国去年取代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增长了1倍以上。在专利申请量方面，中国也刚刚取代德国，位居全球排行榜的第五位。以往，日本和韩国曾在高等教育上大举投资，以实现其经济现代化，如今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自1998年以来，中国大学生数量增长了逾3倍，达到1600万人。美国每年培养13.7万名学士以上学位的工程师，中国培养出35.2万名同类人才。不但在美国的外国博士留学生中，有四分之一是中国人，而且他们之中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陆续回国。中国政府称，有17万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已经回国，去年回国的就有3万人。

　　跨国公司接二连三地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科学家数量充裕，而他们的薪水仅为西方同行的20%左右。学术界估计，已有250至300家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上述种种，似乎是中国经济战车一往无前的又一表现。但中国的科学动力面临着从学术造假到金融市场薄弱等一系列问题。

　　在企业层面，中国的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政府制定自上而下的创新计划是一回事，而将其转化为现实，则是另外一项艰巨得多的工作。实际上，这些问题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法国里昂证券近期的一份报告坚称，中国缺乏鼓励创新的法律和经济环境。报告得出结论：“中国不是一个创新型经济体，也没有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

　　中国经济的数字与规模，将确保一些研究型公司获得成功。但中国的创新究竟是如同涓涓细流，还是像潮水般汹涌，将取决于中国在克服这些障碍方面做得如何。问题首先出现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可能在实验室方面支出大笔资金，但在研究结果上，却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海交通大学近来曝出一桩丑闻，使许多潜在的担忧浮出水面。甚至在上海交大曝出丑闻之前，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剽窃盛行、研究造假的指控。

　　教育体制有待改革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若想提高创新能力，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机构，还包括教育体系。大学教师表示，大学过多地关注理论和机械式的学习，在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方面关注不够。班级人数也过多：一些博导需要指导50多名学生。麦肯锡一份报告估计，在中国大学的工程类毕业生中，只有10%具备在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该咨询公司警告称，中国即将出现人才短缺的局面。中国人甚至这样称呼此类学生———“填鸭式”，他们擅长记忆事实和通过考试，但非常缺乏主动精神。

　　在儒家传统的熏陶下，中国对教育非常重视，但也极度尊重权威。雇主们经常抱怨称，尽管他们雇用的大学毕业生似乎在理论上很出色，但很难让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曾面临这种局面：必须克服年轻大学毕业生沉默寡言的毛病，中国政府正努力解决某些问题。中国在课程设置上做了一些变动，强调交流和团队合作，同时建立了一批一流大学作为核心，它们将得到额外的资源，不过即使顶尖大学的预算也十分紧张。然而，阻碍创新的最大障碍之一，可能不在实验室或教室，而是股市的命运。

　　过去二十年来，小型私营企业一直是创新的主要动力之一，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没有为私营企业家提供足够的支持。中国国有企业占据了约75%的银行贷款，并在1300家上市公司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研究型公司有时需要数年时间，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花费，才能将产品推向市场，但中国企业家往往不得不依靠家庭成员或非正规的贷款网络，来筹集初创资金。

　　“在建立后院工厂方面，非正规网络确实相当有效，”麦肯锡大中华区总裁高安德表示，“但如果你希望转变为一个1000人的业务，它们就不起作用了。”在日本和韩国，研究集中在那些有财力冒险的大公司身上，例如索尼和三星。然而，在中国，大公司多为国有企业，经营企业的高管对于冒较高风险颇为敏感。其中一个关键是金融体系，”里昂证券经济学家安迪·罗思曼表示，“问题是，这个体系是否能够真正将资金配置到私营企业，为它们的自主研究提供资金？”

　　罗思曼编制了一份有关中国科学动力的报告。除了上述障碍，中国创新还面临着知识产权遭窃的进一步威胁。专利侵犯对研究的直接威胁可能已被夸大：公司通常更关注那些伪造成品的人，而不是那些从实验室盗取机密的人。然而，中外企业经常警告称，这种法律不确定性将阻碍对知识产业的投资。

　　人才优势推动创新

　　抛开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不谈，有两个因素可能对中国有利。首先是跨国公司的作用。我们很难衡量跨国研究的范围，因为一些在华研发中心对于公关的关注程度要高于科学。瑞典驻华使馆科技参赞西尔维娅·施瓦格·泽格预计，只有30%的海外公司正在开展创新研究。她撰写过多篇有关中国研究方面的论文。然而，长期而言，跨国公司为中国的创新努力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微软、英特尔等跨国公司，正在对年轻一代科学家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如何管理跨越不同学科的复杂研究项目、如何与大学研究人员建立联系，以及如何与其它拥有专业技术的公司合作。具备了这些技能，其中一些年轻科学家一定能独立开创一片天地。施瓦格·泽格表示：“这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溢出效应。”

　　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归国人员。在去年回国的3万名海外毕业生中，一些人是被政府资助所吸引，其他人则是受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吸引。许多人谈到了为国出力的爱国主义动机。归国人员不仅带来了从国外学到的技能，还带来了交流创意的更大意愿。

　　除归国人员以外，中国还有着吸引许多台湾人士的优势，这些人目睹了台湾如何建立以研究为基础的行业。实际上，在中国大陆，台湾公司和归国人员已经是企业创新的驱动力。20年来，大量海外华人通过提供资金和管理技能，帮助中国迅速进军制造业。如今，他们可能会为中国的创新提供同样重要的推动力。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