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坚：从温家宝总理妙语答记者说起……

　　因成语“凿壁偷光”而青史留名的西汉经学大师匡衡曾说：“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亲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

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基本也。”这段话我们现代人不难理解，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也。说的是说上面喜好什么，提倡什么，下面就会形成一种风气，来迎合上面的需要。上专制则下独断；上好听恭维之言，则下竭尽阿谀之能事；上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则下送礼行贿买官跑官之风行；上好近美女之色，“帝王好色入诗来”，下必有“一夜情”“包二奶、三奶”之风盛；上行下效自古皆然。

　　就历史而言，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只是说对了一半。也就是说它只是说对了上面的不良嗜好会对下面形成负面的“楷模效应”，而正面的“楷模效应”却并不一定能够产生。纵观一部二十四史，除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因所谓“君明臣直”出现过“贞观名臣多清廉”的神话外，历朝历代虽不乏“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的开明君主，但并未见多少民风淳厚的社会景象。

　　一个民族没有羞耻感，没有正确的荣辱观，社会是无法安定的，更谈不上和谐。正是基于当前社会已没有羞耻感陷于整体性道德危机的情况下，胡温新政后，在重视和改进民生的同时，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道德重建构想和“和谐社会”的社会重建构想。近日，胡锦涛同志又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提出了党政官员应具有“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的人品标准，表明了第四代领导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和气魄，这是值得庆幸之事，也是民众意愿所在。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政治传统极其强烈的国家，官员对社会有着根本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历史传统，特别将道德楷模的重担，放在政治家即官员身上。官员在所有朝代，都有教化当地民风的责任，官员自己也有为人民方轨垂范的责任。中国当前面临着极其艰巨的道德重建任务，在这个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必须有道德楷模人物出现，以伟大的人格力量引导重建工程。我们常说，党风决定了社会风气，领导干部是党风好坏的关键。这里要加一句：党的最高级领导干部决定了全党乃至全国的风气。风行草偃，这里的风只能是“大王之风”。“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古人说：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八荣八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一个创造性的提法，“立言”已有之；“立德”，正在破题中。而“立功”，恐怕还需第四代领导人集体的巨大努力。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中出现了这样的楷模：如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他们的亲民作风和为民办事，已经在民间传为美谈。而他们身上的道德人格，也显现出巨大的魅力。比如温家宝总理在前些时召开的中国文联与作协大会上的报告中讲到：

　　“前不久，访问欧洲前，我接受欧洲几大媒体记者的采访。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到，你晚上经常读什么书？掩卷以后，什么事情让你难以入睡？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我说：你实际上是在问我，经常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我引用下面的六段诗章，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引用的第一例是左宗棠23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第二例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第三例是郑板桥的《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第四例是宋朝张载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五例是艾青1938年写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第六例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温家宝总理无疑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中的一个道德楷模。他回答欧洲几大媒体记者的讲话是对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党政官员应具有“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的人品标准的最好注解。我们希望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他的道德水平应当成为中国所有高级领导干部的水平。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