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烟台活历史之三：“非典型”学者张景芬

　　山东大学张景芬教授，将毕生所学，融入到胶东半岛融入到家乡烟台，在经济、文化、旅游等各个方面，研究着一个又一个的课题，阐述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宣扬富有山海特色的文化理念，站在烟台社会发展的前沿，甘为“铺路石”。

　　学以致用

　　人们常常用“社会学家”、“经济学者”的名号来称呼张景芬教授，而他原本却是学中国哲学史专业的。对于这样的称谓，他戏称是个“美丽的误会”，如果当初走出北大，没有选择踏入社会这个大舞台，而是在院墙内做研究，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张景芬。

　　1984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张景芬打算回到家乡烟台，但几位同窗戏谑地说：“你回到烟台，将遭受费尔巴哈式的孤寂。”因为当时的烟台，高等教育并不发达，最高学府就是“烟台师专”（现鲁东大学），没有哲学系，学哲学的同行也是寥寥无几。回家乡后搞专业，同那些在大城市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的同窗相比，上无导师指点，中无同行切磋，下无区域文化氛围的烘托。于是，张景芬作了一个大的“战略转移”，以所学的哲学及哲学史方法论为基础，横向开辟一个新的领域，重点研读及学习发展经济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把所熟知的胶东半岛作为理论透视及研究的客体。定向之后，说干就干，张景芬搜集了很多关于区域经济和发展社会学方面的书来读，并选修了社会学系的某些课程。在听课过程中，他结识了著名社会学者江美球先生，江先生力邀他来烟台做胶东半岛发展问题研究。张景芬离校回烟，随即加入了实地调查研究工作，一干就是六年，足迹踏遍牟平、栖霞等诸多县市区，通过实践，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想法。

　　在胶东县市区调研的六载光阴中，张景芬撰写了《宁海镇生产关系的调查与思考》、《改革沉思录》、《开发区问题调查》等很多调查报告，有的成为政府部门甚至国务院高官办公桌上的“参考资料”，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观点，即使拿到现在来看也不过时。张景芬因此还结识了李德海、常宗林等“站在潮头上的人物”。他尤其对李德海印象深刻。

　　自身特有的哲学透视力，加上多年来在企业、机关的实践，形成张景芬看待问题和事物的独特视角，更加奇怪的是，在他的诸多论著中，大量引用了数字、数据和物理原理作为他的观点的论据，使得其作品更具说服力，而文、理之间如何在他身上实现相通，张景芬半开玩笑地说：“可能天生对数字有着敏感吧。”

　　信手拈来

　　“内涵有多深，外延有多广。”张景芬认为，知识积累的多少，影响一个人看待问题和事物的结果。但张景芬的获取方式不仅靠书本，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他都喜欢交往，从交谈中发现对方的优点，吸取对方有益的东西，正如他所说的“接触任何一个人，都有文化的影子，就看有没有发现的眼睛”。

　　1982年，京剧名家刘长瑜老师到北大讲座，正在求学、爱好广泛的张景芬闻讯前去听课。刘长瑜老师讲京剧中为什么道白的速率很慢，而且无论“京白”还是“韵白”，都有许许多多的舌尖音（切齿音），原来早年的京剧演出条件很差，没有礼堂、大厅，没有现代音响设备，搭个台子就唱，为了使站在远处的观众能够听到演员的演唱及道白，除了依仗演员的大嗓门外，就是把许多语音发成舌尖音或切齿音，这样声音会打得更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一点，让张景芬联想到烟台、威海沿海一带的方言，也有相同的特点。经研究张景芬发现，由于海上风大浪急，为使海上交流的话语清晰易辨，渔民言语节奏较慢，好拖腔拉调，并且语音“趋异化”特点突出，就是把“j、q、x”相关的语音一分为二，分别将其“z、c、s”化和“g、k、h”化，如应为jiu音的“就”、“救”，分别读成“ziu”、“giu”，使语音产生区别便于辨听，另外，舌尖音使语音切齿化，使声音打得远，适合于远距离的海上交流。但在生活节奏较快的烟威中部地区，与“j、q、x”相关的词只同“g、k、h”之间发生浊化，而同“z、c、s”全无关系。

　　虽然爱好广泛，但张景芬的学习研究始终“形散而神不散”，内心深处依然对胶东文化有着“抹不去”的情结，他常常把所学到的知识、理论等，运用到对家乡文化的思考、发展上，如《秦、齐对抗的文化人类学涵义》等文章中对“渔捕文化”的阐释。“社会发生的一切都会与我本身的知识、赤子之心擦出光泽。”张教授说。

　　关注烟台

　　现如今，张教授已是多个政府部门的“高参”，他是个大忙人，采访时，不时有手机打来，邀请他参加各类调研以及研讨会，但他不失文人本色，对城市文化的建设有着特殊的密切的关注。

　　张教授认为，烟台的文化底蕴分为“风”、“俗”两种。基于地理条件的“风”文化有三：中部以栖霞、莱阳为几何中心而向四周外延的“农耕文化”区，构成了发育烟台“风”文化的母体和主体；东部以牟平、海阳为代表的黄海“渔捕文化”区；西部以蓬莱、龙口、莱州为代表的“商旅文化”区。基于人文环境的“俗”文化也有三：自古及今的传统文化，即以功利为特征的齐文化和以道德为特征的鲁文化；1861年开埠以来以基督教为主要特征的西洋文化；始自1911年国民革命和1921年共产革命的革命文化。基于以上六个文化因素，烟台宜有所损益、有所取舍、有所扬弃地打造适应当今时代的城市文化。

　　在张景芬教授对建设城市文化的调研报告中，他引用了法国一位学者的话：“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气氛、特征、灵魂即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可见城市化水平绝不仅仅指建成区面积大小和非农业人口的多少，更要看社会与文化因素。烟台城市文化的建立，必须摆脱农民意识的狭隘眼界及小市民意识的精神束缚，实现自我的超越。

　　从民间汲取养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摸索相互融合的途径，这正是张景芬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也是一个学者创作精神的根本。

　　本报记者　韩云全　摄影报道责任编辑：亦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