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火车站提前涌动返乡民工潮，图为从华东地区返乡归来的民工。
吴东俊摄
杭州首趟农民工专列启程。
新华社记者 王定昶摄
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的农民工兄弟们是咋想的？请听——
工棚夜话
本报记者 顾仲阳
1月15日晚上6点。三九寒天，华灯初上。东四环边上的一个工地大门口，走出一群农民工。他们刚在食堂吃完晚饭，往临时工棚走。
9000元的工钱终于拿到3000元
王来伟，21岁，老家河北邯郸，在京务工5年。
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王来伟还算满意。
一天三餐吃食堂，不花钱，管饱，菜也不错，食堂中午晚上都是荤素搭配，还有汤。“不少工地吃的比老家都好！挺不错！”一个月1100元钱的工资，自己一个月花销不超过100元，“如果工钱能顺利到手，一年下来，能攒个1万来块钱，比在老家干强多了。”
但王来伟也有不少烦心事。去年3月到11月，他在机场路附近的一个工地干了8个月的活。完活结账时，老板说资金周转困难发不出工资，让他们等等。左等右等，杳无音信。被逼无路之下，他们打110报过警，在劳动局集体反映过情况。快到年底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上过中学的王来伟，看新闻时，得知年底政府抓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便告诉开发商老板，再不解决，他们便到电视台告去，这下老板才害怕，支付了部分拖欠工资，并答应他们春节返乡前全部付清。王来伟近9000元的工资终于拿到了3000元。“要是每次都得这么要钱，这活就没法干了！”
另一件烦心事挺伤小王的自尊。有一次在一所中学干活，去厕所方便时，正赶上学生课间休息。他清清楚楚地听见有学生在背后说他穿得破破烂烂，像个乞丐。“那时我真想冲上去抽他一大嘴巴，没有我们，他们哪来新房住，哪来新教室上课！”小王挺喜欢北京，在他看来，北京人素质挺高，对农民工也比较包容。
谈起新年希望，小王憨憨一笑：“希望我们的工资能更高点，希望每次干完活都能拿到工资，希望我们的劳动更受人尊重……太多了，希望一年更比一年好吧！”
“要是晚上有点娱乐就好了”
王来伟他们的住地，是一长排临时搭建的工棚，划成几个房间，双层大通铺，8个人住十几平方米，空气中有一股很重的汗臭味。
这样的住处，工友们说，夏天热了点，但还能用个小电扇吹吹；冬天没暖气，挺冷，睡觉前，得开一会电热毯，把被子焐热了，再钻进去。就是夜里出去方便时，得裹着被子下床，不然冷得受不了。但对于吃苦耐劳的农民工兄弟来说，这样的条件“还算凑合，挺得住，过得去”。
对于来自河南周口的刘福顺来说，难过的是如何打发这晚上的空闲时间。洗完脸，洗完脚，工友们有的三五成群地坐下来，打打牌，说说话，喝上两口，有的出去到附近的地摊小店溜达溜达。
而这些，刘福顺都不喜欢。整个房间，就剩他一个，有事没事地就躺在床上。时间还早，根本睡不着。躺着躺着，就想起了还在老家上学的两个孩子，还有躺在病床上的老妈，心里难受得很。于是他就一根一根地抽闷烟。
实在想家了，老刘就出去找个“话吧”，给家里打个电话，一星期、十来天打一次，打之前，每次都想着少说几句，赚钱太不容易。可每次一打，便挨个和亲人们说话，听着他们久违的声音，老刘总是忘了电话费贵。
“要是晚上有点娱乐就好了，这样我能少抽点烟。”可是大多数建筑工地，都没法看电视。这几天刘福顺正狠狠心，琢磨着给自己买个小收音机，这样他就能躺在床上听听他喜欢的相声和评书了。
王树锁京城卖蒜记
郭炳华 闫秀真
河北省清河县的油坊镇出大蒜，据不完全统计，全镇2006年大蒜种植面积在6100亩之上。大蒜种得多，咋卖出去？这不用愁，因为这里有一支农民大蒜销售队伍。王树锁就是其中一个。
王树锁是油坊镇前魏村农民。他40多岁，面色黑里透红，个子不足一米六。时值冬令，他的蓝西服里边，穿的是蓝毛衣，毛衣里面衬衣的领子左侧在外面翻着，右侧则在里面扣着。别看衣冠不整，他可是闯荡市场的好手。
往京城卖蒜，王树锁不是第一个。听说邻村的农民在北京卖蒜发了大财。2005年，他家里也种了3亩，大蒜收获之后，也想卖个好价钱，于是壮起胆子到北京一试。他先到北京看了看市场，价格真高，一挂一百头的大蒜，好的能卖到四五十元。于是当机立断，在郊区租了处闲房，回家租车将家里的大蒜一股脑拉到了北京。然后骑辆旧自行车走街串户，或去集贸市场，或去机关单位，他这种灵活的销售方式受到北京人的欢迎，自己当然也尝到了很大甜头，原本在家里卖不到20元的一挂蒜，在这里却能卖到30多元，偶尔还能卖到40元。
不到一个月，自家的大蒜就卖完了。事后一算账，亩收入近5000元，比在家多赚了一倍的钱。
于是，揣着连本带利那厚厚的一沓子票子，回家又收购了一大车蒜拉往京城。不足一个月，这车蒜又卖光了，他的腰包又鼓了不少。
2006年，王树锁带上了自己的小舅子。因为要把生意做大，一个人实在顾不过来。当年大蒜的行情又不错，他们两人一直在北京卖了5个多月，到底卖了多少蒜，那就不用说了，反正二人是稳赚了一把。
王树锁进京卖蒜有无限欢乐，但也不无遗憾。他开始嫌自己种的蒜头小，与山东某地种的大蒜相比，稍逊一筹。他说，人家的大蒜又大又圆，咱卖30元一挂，就觉得够多了，可人家一挂卖到60多元，为什么？思来想去，他找到了门道，是自家种的蒜太稠了，这大蒜一棵挨一棵，怎么能长大？看来这大蒜光有数量没有质量还真不行。他回家后，不仅自己种的稀了，还向乡亲广泛宣传这个道理。
王树锁京城卖蒜什么也不怕，单怕穿蓝制服的城管。城管追起外地人来真是了得，有一次追得他跑掉了一只鞋。不过，王树锁说，他追他的，咱还得干。今年他一口气又租了好几亩地，全都种了大蒜。他指着去年花5万多元盖的5间新房说：“看准了的事就得干，好吃谁还撂筷！”
村里及十里八乡的人都动了心，你往北京卖，我往天津卖，他往太原卖，仅前魏村就形成了一个50多人的大蒜外销队伍。
35岁的重庆农民工陈春燕，已在外打工15个年头，他在上海的2006年——
收入提高不太多
权益保障有改善
本报记者 王伟健
1月17日，连续下了几天雨的上海，终于露出了晴。在浦东新区川沙新镇福利院工程的工地食堂里，60多名农民工趴在桌子上，认真地做着建筑工人专业技能答卷。在不远处的露天工地上，另一批农民工则在热火朝天地参加砌筑工操作考试。为提高农民工技能，规范职业资格准入，从2006年11月24日，浦东新区全面启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首批800多人将参加船舶、建筑、服务等行业相关专业的培训，并进行专门的考试。
陈春燕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头戴橙色的安全帽，在认真地砌筑砖墙。仅靠一把水泥刀，短短的10分钟，他就砌起了一座长约1米、高约半米的墙。“通过！”来自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员会的考官在他的名字上大笔一挥。
35岁的陈春燕来自重庆梁平，在外打工已有15个年头，曾北上北京、南下广州、东进江苏，“哪里有活去哪里”。前年，他来到上海，成为上海浦建工程公司一名建筑工人。
“在上海打工挺好的。”他说，这一年来，农民工的地位提高了，权益得到很大的保障。
2006年11月，上海市政府下发《关于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对于维护农民工在劳动、生活和发展各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保障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其中包括建立“欠薪欠保”问题防范和处理机制。“现在，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及时拿到工资，从来没有被拖欠过。”陈春燕说。
他不太满意的是这一年的收入提高不多。他说，现在一天的收入是60元，除去住宿在工地上不用掏钱外，其他一切开支都要从这点收入中扣除，七扣八扣，一天只赚30元左右，到春节，也就拿万把块钱回家。
但一到春节，回家又是个大麻烦。“还好今年春运期间火车票不涨价。”但300多元的价格对陈春燕来说，也是笔不小的开支。价格降下来了，可车票还是很难买。“现在都已经买不到1月28日的票了。”他说，今年看来要坐长途汽车回去。
“希望2007年我的收入能提高一些，能把妻子接来。”他憧憬着这次培训和考试能够给他提高收入增加点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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