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摘肿瘤只肯半身麻醉 三下广西扶贫义演 节约是她的唯一选择

　　张幸怡走在上师大的校园里，很多人都会和她打招呼，一口一句“老大”。她似乎很享受这样的感觉。

　　她是了不起的。面对困境从未低头，又毅然三下广西扶贫义演。回到上海还在学校巡回演讲，为在广西的贫困孩子们募集善款。

　　本版撰文 戴劲

　　昨天

　　记忆里的时间总是在路上

　　三口之家的单车生活

　　如果要以一幅画来形容张幸怡的童年，画里也许不会有玩具、零食或者新衣，“它更像是一张地图，由家为原点，出发到学校，父母单位和市内各个合唱团。”留在回忆里的，几乎都是在路上的时间。

　　家住杨浦控江，父母却在浦东高桥地区工作，“桥没修好之前，需要先步行15分钟，接着乘8路公交车到五角场，然后走上15分钟，赶上轮渡，下来后再小跑10分钟，整个路程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寒暑假里，张幸怡就成了父母的小跟班。“爸爸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自行车，把我放在车兜，妈妈坐后座，一家三口就这样上了路。”等到再长大一点，自己被安排到了“舒适”的后座，而妈妈则换到前车的单杠上，“不管刮风下雨，三人都挤在这一辆单车上，摇摇晃晃着就过去了三年，这样的生活直到我住校时才结束。”

　　小学三年级，由于在学校舞台上一次出色的朗诵表演，张幸怡被老师选中，误打误撞进了合唱团。“接下来就是不停地排练，杨浦区里的各个小学、少年宫，然后再到其他区。”如果不远，为了节约车费，张幸怡干脆就一路小跑，“短短几个月，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上海市区。”

　　儿时伙伴唯书和乐谱

　　1998年，张幸怡经历了她生命中的第一次搬家。“原来的家是一室户，面积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六个电梯间大。晚上睡觉时放下一张可折叠的钢丝床，房里就再没有自由走动的空间。”两室一厅的房子因为有了书籍和钢琴而显得有点拥挤，“尤其从自己学习音乐后，家里的开支更是一减再减，因为不管是练习钢琴还是合唱，都花费不菲。”在张幸怡的印象里，除了书和乐谱，父母便很少再添置过其他东西。

　　高三毕业，为了支持自己的学习，工作了30年的父亲买断工龄，“从此每月工资只能领到900元。”在那段日子里，妈妈的腰和肠胃被检查出了问题，并在体内发现了一个血管瘤，而患有高血压的爸爸更是消瘦了一圈，“接近一米八的个子，体重只剩下了110斤。”

　　节约是我的唯一选择

　　进入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后，张幸怡一下给自己揽了好几份家教，“从小学生到28岁的物理老师，我统统都接过来，只是为了不让家里有那么大的压力。”一个女孩子，平时却难得看见换几套衣服，一件黑色棉衣更是穿了整个冬天。“能省就省，街边摊上19元一件的针织衫就很好了。”

　　“节约对我来说已成了生活习惯，甚至是唯一的选择。”去年底，一向身体健康的张幸怡被检查出体内有肿瘤，“发现时瘤体直径已有25厘米，肚子被压得生疼。”手术前，张幸怡坚持只肯半身麻醉，“因为费用只要300元，比全身麻醉要便宜了近3/4。”临上手术台，医生来询问需不需要在伤口处使用镇痛棒。想了一会，张幸怡又拒绝了，“又要花去300元，我忍忍就过去了。”6小时后，张幸怡被推出手术室。晚上9点，麻醉的药力逐渐消失，“伤口处开始像有无数只蚂蚁撕咬一样，疼痛和抽搐蔓延至全身。”病房里很安静，三个癌症晚期的室友早已入睡，“父母身体都不好，也没让他们陪夜。这时只得强迫自己咬紧嘴唇，瞪着天花板，任汗一颗颗渗出来。”直到凌晨1点多，被护士巡房时发现，“不得已打了一支杜冷丁，才止住疼痛。”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困难过。”对于已发生过的一切，在张幸怡眼里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听天由命，而是要用平常心来对待和接受现实。但有了这些一般人不一定能经历的遭遇，我变得更从容了，因为我知道它们丰富和改变了我今后的人生。”

　　今天

　　大家都亲切地叫我“老大”

　　“我是个不服输的人，每件事都希望能做到最好。”刚进入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03级音乐教育专业中学师资班，张幸怡就主动请缨，要当院里的学生会主席。竞选演讲时，面对台下许多大二大三的学长，张幸怡的理由是“阅历丰富，性格直爽，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魄力”。

　　上任后，这个说话做事极似“东北人”的女孩很快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立下的承诺。在她的组织策划下，学校音乐学院的学生品牌———双周音乐会，形式和内容上都更丰富了，并且开始有了正式的会标。音乐会影响越来越大，还获得了上海市百花奖。而让许多音乐学院学生津津乐道的，还是张幸怡制定的琴房巡查制度。

　　“全院300多名学生，却只有约180个琴房，很多人为了方便自己，就长时间霸占着琴房，从而导致了教学资源的严重浪费。”张幸怡先拿这些自私的同学“开刀”，然后再针对琴房使用流程对症下药，最后制定出一套详细的琴房使用制度，“有领导看完交上来的流程图，亲自去琴房体验了一回，结果让他赞不绝口。”在张幸怡的努力下，建院几年来的顽症终于被解决了。

　　“大学三年来，由于一直做学生工作，几乎人人都认识了我。走在路上，大家都亲切地叫我‘老大’。”由于工作出色，张幸怡获得了上海市优秀学生干部的嘉奖，并多次被冠以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的称号。

　　明天

　　告诉我的学生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记者：采访过程中，你的语气很轻快，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困难的痕迹，什么时候产生这样转变的？

　　张幸怡：其实从小我的性格就是这样。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在我面前，父母从来都是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化解难题。

　　做学生工作难免得罪人，在爸爸的教育下，我逐渐能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

　　三下广西等地参加义演，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宽容一点，自然一点，对别人要求少一点，自己努力多一点。生活的困难其实并不可怕，但没有信仰和理想，没有爱心和温情才让人绝望。

　　记者：捐助那些困难的小朋友，就是你这种想法的体现吗？

　　张幸怡：我觉得帮助他人是件很快乐的事。也许我的帮助不能完全解决他们生活的实际问题，但我希望借此让他们对生活不要失去信心，并把我的快乐传播开去。很多家境困难的学生其实都很善良，他们内心敏感情感朴素，自强并且知恩图报。

　　记者：马上要大学毕业了，对未来的生活有规划吗？

　　张幸怡：我就要成为一名教师了。我想把我的学识，我的经历，我的感悟全都告诉将来的学生们。其实生活才是你最好的老师，只有经历越多，你才会懂得越多。

　　记者：新年马上要到了，可以透露一下你的心愿吗？

　　张幸怡：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并为他们创造一个更舒适的晚年居住环境。

　　感恩

　　三下广西扶贫义演艰苦中体味美妙

　　“如果我没有去广西义演过，我也许永远也体会不到什么是困难生活的真相。”“他们没有对现有生活的一句抱怨，全都认最朴素的道理。比如只要有人对他好，他便会倾其所有来回报你。”

　　火车+大巴+3小时山路

　　2004年7月，张幸怡坐上去广西的列车，和学院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音乐串起希望”的社会实践。在去之前，老师曾描述过那里的落后闭塞的生活状态，可经过30个小时的火车车程，再换大巴又开了8个小时，然后沿着陡峭盘旋的山路攀爬了3个多小时，等找到田阳山区里那所要资助的学校时，“呈现在眼前的一幕，还是让我感到震撼。”

　　那是十几个孩子迎上来的眼泪和拥抱。有个10岁的女孩扑进张幸怡的怀里，不停地抹眼泪，在接下来参观学校的过程中，一直紧紧拉住张幸怡的手不放。“我和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可就因为有过几十块钱的资助，就成了他们的亲人。”在简陋的教室里，张幸怡在黑板上写下简谱，“孩子们学得都很认真，当他们的声音参差不齐地唱起来时，我觉得这一刻真是无比美妙。”

　　演出完，沿山路摸回到15元一张床位的招待所，“阳光暴晒，一天下来，尘土和汗水混合在皮肤上，看上去黄灿灿的。”随后又去了贵州、安徽，“那些学校都建在山里，甚至是悬崖边，没有电，与外界的联系只靠仅有的一部电话。”可与那里的孩子们接触下来，张幸怡觉得欣慰，“他们没有对现有生活的一句抱怨，全都认最朴素的道理。

　　比如只要有人对他好，他便会倾其所有来回报你。”

　　哼完《橄榄树》，孩子哭了

　　第二年暑假，张幸怡又去了广西。在梁市的一个集市上，她被两个小姐妹认了出来。其中一个叫苗苗的14岁女孩正在卖煮好的玉米，“看到我后，一个劲把篮子往我怀里塞。”后来张幸怡才知道，全卖掉那篮玉米，苗苗下学期的生活费才可能有保障。当天下午，张幸怡组织了一场特别的演出，“在当地一个桥洞下，我唱他们想听的歌。”最后一首歌，是苗苗点的，齐豫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唱到一半，苗苗忽然把头低下去，接着传出嘤嘤的哭声。这首自己唱过无数遍的歌，被张幸怡一下忘记了歌词，“我含着泪水坚持把歌哼完，生活的困难一点也不可怕。”

　　回到学校后，张幸怡在全校范围内发起巡回演讲，把自己下乡演出时的一个个小故事讲给同学们听，“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手，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直到困难不存在了为止。”很快，捐款数目达到了一千，已捐了300元的张幸怡在领到奖学金后，又悄悄送去了1200元，“尽力而已。我一直是个愿意感谢生活的人，希望这些受到捐助的孩子们也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