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文化”这个词语一方面被人滥用,另一方面又被一些文化名人所专享,有些焦虑。这几个月借助媒体的力量,和文化沾边的东西就更热闹了。但我总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一些文化名人张嘴就是文化,而且笃定会把本国所独有、不见于他国的东西称为文化。
按照这样的逻辑,天下百姓就没有了文化,因为我发现天下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即使有一些习俗差异,也不那么重要。
如果实际接触一下西方农民,的确看不出他们和我们的农民有什么重要差异,即使他们的农业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一位拥有数万亩耕地的美国农民曾领我到他邻居那里串门,进门没说几句话,我就感到那邻居有点不自然。他在想:有关方面为什么安排国际友人到你家里,而不到我家里呢?那表情和言辞与我在中国乡村看到的那种失落感没有什么差异。还记得一位美国乡村阿米什人(保留简朴生活方式的一类欧洲移民后裔)曾十分认真地问我:中国有农业么?那憨态与一个不识几个字的中国偏僻地方农民的表情也没有什么差异。如果眼睛看到的现象还不足以说明天下百姓的共性,那就读读近代反映基层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吧!读读《飘》、《人间喜剧》、《农民》,比照一下我们自己的基础社会众生相,你究竟能发现多少国家间的“文化差异”?
记得希特勒就和一些学者有过合作,一唱一和地论证日耳曼人要优于其他民族。文化差异一旦被放大,并被学者“学术化”,成了一种典籍文化,性质就又不一样了。
就这样,文化差异被共同体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打造成了一种人类思想交流的壁垒。一个中国农民可以用一个星期融入西方的乡村社会,但一个大学生可能终生也不能融入西方的上流社会,反过来也是一样。文化的力量何其大也。其实,那是利益的威力。利益能诱惑人,再经文化寡头的炒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很可能接受荒唐的文化观念,乃至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者。
百姓的文化被上流社会的一些人偷窃了,文化共性被共同体的合谋湮灭了。“文化(Culture)”古含义本来是农耕。农耕发达就是文化发达。中国的“文化”一词和文字联系在一起,但中国象形文字本来是百姓创造出来的,其中许多文字就是农民劳作图画。可见,文化一开始就和百姓的基本经济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后来出现了专业文人,且文人又和利益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便把自己提炼过的东西看做文化,各自强调自己的文化价值,文化从此就有了门派,有了“特色”,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百姓文化就得不到专业文化寡头的青睐了。
上面我的说法自然会有人批评,但这种批评不外乎说不同的人类族群的确有差异。对这种差异难道不应该研究么?一种有特性的、优秀的文化难道不应该加以颂扬么?在我看来,提出这种问题的人还是被所谓“差异”蒙住了双眼。陕西农民的头巾在前面扎,山西农民的头巾在后面扎,这种差异对解释历史有什么重要意义?文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包含的人的行为规范。但你能说人的基本行为规范的差异都只有不同的文化意义,而没有优劣之分么?不能。例如,我看一些民族对妇女的清规戒律就不值得恭维。
重要的文化差异会消失,不重要的文化差异会保留。懂得这个道理蛮有现实意义。如果把自己本来需要革除的东西也看做一种文化价值类型而舍不得动,那就会迷失改革方向,延误改革时机。忽视了老百姓基本行为文化的共同性,就会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也搞不了和谐社会。而如果学者过分夸大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就会滋长全社会的浪漫主义,甚至会被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
《江南时报》 ( 2007-01-22 第02版 )
(责任编辑: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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