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村也有文艺人儿

　　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文艺都以它不同的表现形式，出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尽管是过去的“动荡岁月”，故乡小村庄的文艺活动仍然开展得轰轰烈烈……

　　那时我才七岁，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演出，是一部非常完整的舞台剧，话剧叫《芦荡火种》。

　　村里上演的这部话剧《芦荡火种》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村里刚从佳木斯农校毕业的两名中专学生———董连生、宋帮业的介入，他俩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又兼做置景、服装、道具等。舞台布景是由村里的艾大爷画的，艾大爷早年专门跟师傅学过画画、吹唢呐、扎纸活，其实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民间艺人”。这部戏有了这两名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再加上村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小城富锦专门培训地方戏“二人转”的演员于清的加入，使演员阵容显得层次较高。扮演阿庆嫂的自然是于清大姐了，郭建光由董连生扮演，叶排长由宋帮业扮演，两名反派人物刁德一和胡传魁我记不起是谁扮演的了，扮演刁小三的演员让人印象深刻，他叫张四喜，外貌长得十分滑稽，个子矮矮的，头扁得出奇，如果你从后面看他的头部都能见到他的眼角，可见他的头有多扁了，村里送他绰号“小扁喜儿”。看他的戏蛮逗的，特别是村里的那些孩子们，更爱看他的那场追劫沙家浜妇女，抢包袱的那场戏：那妇女从幕后跑出来，刁小三紧随其后，一把抓住妇女的包袱，那妇女拼命想夺回包袱，争执中妇女大声喊道：“干嘛抢包袱！”这时刁小三也阴阳怪气的大吼道“抢包袱！我还要抢人呐！”后来这句台词成村中孩子们的一句“经典台词”。

　　转年正是1968年的盛夏，也是“三忠于、四无限”的顶峰时期，全村不管年轻年老都跳“忠字舞”，文艺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反映阶级斗争的小型话剧一个接一个地演。上级有指示，组建中老年妇女业余文艺演出队，我六哥的同学及好友王艳荣大姐就是这支演出队的组织者，他俩也是自“土改”以来第一批入党的党员，六哥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艳荣大姐是村妇女主任。

　　记得整个一个夏天是在村小礼堂（过去的村小学）排练节目的，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场独幕话剧，剧名早已淡忘了，剧情是反映一财主人家在旧历年前，向穷苦人家讨债的故事。真正上演的那天小小的礼堂坐满了观众，那财主是艳荣大姐的母亲扮演的，发福的身段，头戴一顶瓜皮帽，身着马夹长衫，手执“文明棍”，对手下的管家、丫鬟，吆五呵六的，穷苦人家的孩子是由我的同学艾成生的二姐扮演的，父亲是谁演的记不清了。不知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破得不能再破的棉衣、棉裤。地主闯进家里那场戏：财主与穷人的大段“对白”，当时幕后二胡奏出凄凉、哀婉的调子，老汉被“狗腿子”抓走，穷苦孩子的悲怆呼号，着实让我幼小的心灵受到震撼，眼角不觉流出泪水来……

　　艳荣大姐主抓的中老年妇女业余文艺演出队在公社、县里演出大获成功，因此，她被上级领导推荐为出席合江地区的“九大代表”，并到各地多次巡回演讲，这一殊荣也使得我们小山村、公社以至小城富锦县都荣耀了好一阵子，艳荣大姐没有因为头上的各种光环而好高骛远，她的根已深深植入小山村，植入生她、养她的这块黑土地。就在那一年冬天，艳荣大姐与本村的佩生哥哥结为百年之好，月下老人当然是我六哥了。

　　光阴似箭，已近“文革”时期的尾声，乡村又掀起文艺演出的新高潮，我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地方戏“二人转”的演出小有名气，这时的二人转剧本以宣传计划生育居多，也有忆苦的本子，老二人转演员于清大姐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登台献艺，男角杨金叔叔也是六十年代去县里专门培训过的，我村后来的男角、女角都是在杨金叔叔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张文霞、孙玉廷、孙金玲、刘淑环、王颖等都是村里很不错的二人转演员。

　　记得1975年，在景春书记的精心主抓下，正月的那次公社举办的文艺汇演我村又夺得第一名。那时的二人转曲调很好听，还有艾大爷的唢呐、赵长河二叔的二胡伴奏……真应该得到很好的传承，既有欣赏性、又有娱乐和教育性，今天的二人转已无法与过去的二人转相比了，满街的二人转光碟，内容却如出一辙，不是裸露、就是无聊的调侃，让人看了生厌。

　　“咱村也有文艺人儿”是我们小村庄过去的辉煌，当我再次翻开这尘封已久的艰苦岁月时，心中有许多感叹。（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