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6月6日见底998.23点至2007年1月22日收盘的2933.19点,沪综指已经上涨了193.84%。在众多熊市套牢者迎来解套的欢呼雀跃声下,活跃在中国股市的各路私募基金可谓赚得盆满钵满。
| |
“告别了四年的熊市,中国股市的牛市才进入第二年。在强大赚钱效应的影响下,大量民间资本不断流入股市。”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年初以来,在指标股纷纷休整、基金发行节奏减缓的同时,市场之所以保持火热,与蛰伏在国内市场的近万亿元私募基金群体关系密切。”
事实上,凭借敏锐的嗅觉以及凶猛的操盘手法,私募基金无论在熊市还是牛市中,都不断制造出一只只大牛股。近几年的记忆中,中信证券上市之后的逆市连续涨停,熊市中几轮强劲反弹的领头羊——深纺织、望春花、天山股份、界龙实业,它们连续涨停的背后与私募基金的活跃密不可分。国信证券深圳红岭中路、国泰君安上海江苏路、光大证券上海张杨路、招商证券深圳振华路等著名“涨停板敢死队”席位已经深入人心。
私募基金数量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长期以来,私募基金一直处于“灰色”地段,不需要公开的报表,飘忽不定的投资风格、灵活的操盘手法以及远远超出公募基金的高额收益率成为了私募基金的“外衣”。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国刚推断,中国私募基金规模可能在8000亿至9000亿元左右。
为探寻这股民间热钱的踪迹,本报记者通过相熟的朋友——杭州某大型券商的客户经理,以想要投资的名义见到了两位私募基金从业者。
赵刚是这个私募基金的发起人,科班出身、近十年证券从业经历,是个彻头彻尾的投资人。1997年从天津大学证券投资专业毕业后,抱着对投资事业的狂热,进入了一家咨询机构做起了分析员,一做就是四年。在2001年底,受股市低迷拖累,所在的咨询公司倒闭后,他开始成为一名独立投资人。
一旁的李卓补充说:“靠着自己做分析员时候的敏锐感觉,2003年初他果断地抓住了肖华担任经理的博时基金正看好的长安汽车,这次成功投资让他有了在之后两年好好研究股市的资本。”
说起李卓,他与赵刚还有一段“佳缘”。李卓曾经是温州某小报的记者,当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有朋友给李卓提供新闻线索,说在杭州股票做的很好的一个自由投资者,到温州来会客户,让他去挖掘一下新闻。“记得好像是被他的投资分析打动了,拿出了自己一些钱给他去帮我做投资。”李卓说。取得最初的信任后,李卓又用自己的人脉给赵刚的工作室“物色”了一些可靠且资金充裕的客户。最令李卓和客户宽心的一次是在大盘继续下跌的2004年,赵刚居然还让工作室的资金增值了35%。
见面之前,记者就从牵头这次见面的券商朋友那里了解到,去年火爆行情之时,很多以代客理财“工作室”名义存在的操盘手纷纷转型建立了私募基金,这些新生私募基金大多以“共同基金”命名。2005年年中,行情在悄悄发生变化,赵刚的客户投入的资金量已有近千万,这时他感觉到自己光是3、4个人的工作室已经不能够应付资金投入的日益增长,于是在2006年初解散了工作室,建立起一个私募基金。
“我们对客户做筛选,提高了入门的门槛,针对性地向中小企业主进行了基金的募集。”李卓说。最后为了减少客户数量,提高募集资金的质量,他们把基金的入门资金提到了100万元,减少了初期建设基金要面对的客户关系,同时把股东数也控制在了20人左右,即便如此,基金的规模也达到了6500多万。
提到加入他们的风险,赵刚坦率地说:“私募和公募一样,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私募的灵活在于不需要面对公募所面对的很多限制,但是私募同样面临来源于投资人的回报要求压力!这也会产生风险,如果私募股东频繁变动,基金也会产生较大的系统风险。在我看来私募和公募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比公募更有赚钱的欲望!”
李卓说,“还可以告诉你,在江浙一带还有比我们更‘私’的基金——家族产业私募基金。渤海产业基金去年年底诞生之前,江浙财力雄厚的家族企业早就按照最原始的资本募集方式,在家族中进行了最纯粹的私募,不光是投资产业、证券,只要看到哪里有收益,资金就往哪里去,这才是真正灵活的私募基金。”
近年来,管理层也在逐步研究私募基金“阳光化”的策略,这些年以来不少私募基金通过证券投资信托产品的渠道成功剥去“灰色的外衣”。深交所去年11月发布的私募基金研究报告,对于私募基金设立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对于应该明确私募基金投资管理人资格要求,例如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必须以投资管理公司名义注册,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必须具有基金投资管理必要的场所和设备等等;二是对投资者人数超过一定数量、管理资产超过一定规模的私募基金实施备案制度;三是尽快发展基金行政管理服务行业,鼓励私募基金通过银行托管基金资产。
包括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内的多位政府官员,去年都在不同场合纷纷发表支持私募基金阳光化运作的言论,并呼吁以立法的形式给私募基金以合法地位。去年9月20日,吴晓灵表示,应大力发展私募股权基金,使之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