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病猪肉短信谣言生成调查:基层政府监控缺位

　　危机意识还需增强

　　北京市卫生局卫生宣传中心马彦明表示，接到朋友发的短信问询之前，并没有接到北京所属地市的通报。

　　这天上午，友人发来短信问马彦明：“暂时不要吃猪肉，现在猪肉携带一种化脓性脑炎病毒，北京所有医院刚开完会，这条短信是真的吗？”

　　中心负责人白莹也在这个上午看到家人接受的类似短信，旋即有记者打来电话询问短信的真实性。

　　随后，北京市卫生局开始通知媒体发布消息，正式辟谣。

　　1月17日，北京市工商局也通过媒体发布消息，自2006年12月5日开展针对非法鲜肉交易“零点行动”以来，在所有进京路口、大型批发市场周边、部分城区路边共查扣未经检疫或手续不全的猪肉约28828公斤，但尚未发现病死猪肉。

　　这一天，是北京市相关部门发布辟谣消息后的第五天。

　　在整个事件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自己虽没收到类似短信，但却看到朋友收过。“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前期或多或少总会有谣言，并且这些谣言都通过非正式途径传播，事件本身受关注度越高，谣言传播的规模就越大速度越快，这就是谣言的规模效应。”毛说。

　　毛寿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食品的要求高了，而社会自身可信度不够，而一些政府官员又倾向于控制消息，考虑这个东西发布出去会不会引起社会恐慌，这样公众最初的猜测很容易因拿不到确切消息变成谣言。

　　毛寿龙说，“当谣言还在民间传播时，政府就应该多提供一些信息，增强透明度，多在信息公布上投入一些力量，还应该认识到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上恰恰是政府树立公信力的时候，从官员个人政治前途上讲也有好处，那个部门在公共危机中处理得当自然就树立了本部门的公信力。”

　　“北京在短信谣言之前，确实在一些地方发现病猪，对政府来说，各职能部门应做好本部的基础性工作，及时关注基层的民生动态，公开信息，增强透明，以消除公众疑惑，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将谣言在萌芽状态消灭才是最主要的。”

　　短信谣言罪与罚

　　在这次谣言事件中，人们也再次见识了被媒体称作“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的能量。

　　“核裂变”，北京市卫生局宣传中心马彦明这样形容短信传播谣言的特点，“这种短信有很大的迷惑性，特别是其中的据央视报道、据卫生部透露等等，而且还有各医院已经开过会，这都让公众很难判断其真实性，加速了它的传播。”

　　从理论上讲，如果谣言短信出自一人之手，那么从任意一条短信入手，都可以找出始作俑者，但在现实中这样做几乎没有可能。

　　北京市相关部门辟谣后，有媒体转引北京市公安局的说法报道：对短信造谣者，如果证据充分，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依法进行处罚、追究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最高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此消息一出又引起公众讨论：转发一条短信会有这么严重后果吗？如何保障公民接发短信的自由，又不至于严重危害社会？

　　1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否认公安部门有过这样的说法。认为目前“应以卫生部门的权威发布为准，暂时没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如何处罚也就无从谈起”。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制造短信谣言如果被处刑，前提一定是严重危害社会，它必须具备几个法律要件，首先肇事者的主观目的是制造混乱，其次短信内容虚假，第三动机是故意散播，第四是这种行为已经造成一定社会恐慌，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朋友间一般善意的转发肯定不会追究责任，即便内容被证实虚假，类似此事件中的短信。”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展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周泽认为，朋友间对谣言短信的转发很难定型为严重危害社会，是否构成犯罪要通过法院审判后确定，中间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如果说转发虚假短信就会判刑有点危言耸听”。(郑州晚报记者/宋振科 报道)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