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迪什·巴格沃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最近,针对薪资水平长期停滞的状况,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连串的评论。很多评论认为,“中产阶级”的未来生活也将面临危机。
从美国有线新闻网的卢·道博斯,到劳工团体的智囊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所,以及几乎所有新当选的民主党国会议员都认为,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经济窘境与全球化进程有很大关系。
但全球化的支持者发现,他们持有的是一个在政治上难以置信的立场:他们通常采取迂回策略,接受对全球化“分工”的批判,但他们同时也提出,受到不利影响的群体应该接受全球化,不过要得到帮助,以便以其它方式来解决其苦恼。
巧合的是,全球化支持者的理由比他们所担心的还要充分。仔细分析有关全球化带来“分工”灾难的常见观点就会发现,它们没有几个是站得住脚的。
那么,是不是全球化降低了工人的议价能力,进而造成了工资的下调压力呢?对此我表示强烈怀疑。
首先,当雇主和工人同处竞争市场时,上述观点就显得不相干了,雇主只能按照通行的薪资水平给工人支付报酬。
碰巧的是,在私人部门,只有不到10%的美国工人参加了工会。
其次,如果有人声称,全球化加速大量减少了工会会员的数量,那这种观点也是可疑的。全球化进程发生在过去二十年间,工会会员数量的减少则早在这之前就开始了,这二十年间并未急剧加速,其减少原因要归咎于《塔夫特—哈特雷法》中对工会不利的条款。半个世纪前制定的这部法律,制约了工会组织罢工的能力。
那么,是否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失降低了资本数量(这些资本原本可帮助本国非熟练工人的就业),进而促成了薪资水平的下跌呢?据我所掌握的数据,过去20年间,美国得到的股本投资,基本上和它所流失的总量一样多。我们不能只关注会计账户的一栏而不顾另一栏。
给非熟练工薪资带来压力的罪魁祸首不是全球化,而是减少劳动力的科技变革,它促使非熟练劳动力的使用量不断减少。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实证讨论和证据。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想想剧中主人公是如何在流水线上发疯的吧,转动扳手的机械动作最终让他崩溃了。今天依然有流水线,但那里没有工人,它们罩在高高的玻璃架子下面,由电脑控制,管理电脑的则是技术娴熟的工程师。
这样的技术变革正在整个产业系统内快速扩散。短期内,这自然给那些被取代的工人带来就业和薪资压力。
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通常会经历一个“J曲线”(效应:随着较高的生产力逐步占据主导,它会带来更高的薪资水平,除非出现宏观经济困难局面、而宏观补救措施又不能解决。
那么,为何在过去近二十年内的薪资统计数字没有出现上述有意义的变化呢?
我怀疑,答案可能在于,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变革正在大规模取代非熟练劳动力,而且事实上这一进程仍在继续。这不同于蒸汽机等昔日发明所带来的不连贯影响。现在,当工人们接近“J曲线”上升部分之前,他们又遭遇了更多此类变革,于是工人们就不停地从“J曲线”的一个下降波段转换到另一个下降波段。
薪资压力正变得残酷无情,持续时间也长于往日技术变革的影响时间。但这场如同海啸一样推进的技术变革与全球化无关。(《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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