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对面落座的张信刚先生，文质彬彬，一派儒雅，也看不出刚刚从美国长途飞行的倦意。手边，刚刚出版的《中国文化导读》中文简体字版犹自飘散着墨香。
他的心愿正在慢慢变为现实。
1996年张信刚接受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一职时，某次招生面试,发现考生提起唐诗，仅仅会背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连20多个人都是这样，这成为他推进中国文化教育的最直接刺激。1996年校方开始策划中国文化课程，1997年大学教务委员会通过此方案，凡就读香港城大的学生，无论什么科系，都要修读6个学分的中国文化课程。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一部教材。不是传统的教科书，而是按照专题，邀请北京大学及港、台的专家学者，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分别撰写专章，论述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作为同学修习中国文化课程的基本读物。如此编排，打破了过去按朝代或年代堆砌资料的框架，对浩如烟海的材料做了抉择，有取有舍，有详有略。”这本书从策划到试用本，经历了两年时间；从第一版试用本到如今这一版，又经历了三年的光阴，现在又出版了简体本，今年四月还将出版英语本。
香港城市大学1984年才创立，正是在香港经济发展很快的时候。“我们学校不是培养什么思想大师的，没有哲学系、宗教系、美术系和音乐系，我们培养的是工程师、律师、会计师、精算师，是香港所需的一些专业、有用的人才。但恰恰是这种人，如果你只让他会做会计，他将来就变成一个会走路的机器。会走路的机器和会思考的人，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就是希望他能够既有些谋生的技能，又有思想、品位和情趣。”
张信刚说：“我给专业、有用人才的定义呢，不是说毕业之后当时有用叫有用，毕业后四十年、五十年都有用，才叫有用。今后的世界瞬息万变，大家的心态、生活的形态都会改变，因此作为一个教育家，不是说这4年我教会了他什么就尽到了责任，而是要让他将来如何发展他的一生。”
“现在内地热议的通识教育，在我们香港城市大学特用了另一个名词，叫全人教育，人的情感、人的体魄、科学知识、人文知识、人对社会的关怀、人和人交往的能力，这些都是教育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工作的意义，现在要讲为时尚早，大概要等到这些学生四五十岁的时候，再叫他们说当时念的那个课有用没用。”
到四月就要退休的张信刚还在张罗一个“世界文明史”，最顺利的话将于2009年始办，在2012年香港大学转4年制时全面推行。但城大及香港各大学都欠缺历史及世界史专家，况且城大的经费也有限，开支不能过高。张信刚自有应对之策，他的计划是从全球请30位不同国籍，不同领域的历史学者利用网络授课并批改学生习作。“我们学校请不起也不应该请一大批哲学家、历史学家来专门讲这个课。将来比如说哪个教员在埃及讲古埃及历史，甚至指着博物馆里的东西，在网上我们的学生就能看到。”同时，城大会定期邀请各地学者来做短期授课或演讲。张信刚说，中国文化课程以此形式开办，成本比面授便宜一半。为筹备这课程，张信刚利用半年的学术休假，四处联系及挑选学者。他表示：“退休后，不支薪，继续做策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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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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