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毛主席的好孩子与坏孩子

　　引子田家英与陈伯达和胡乔木最大的不同在于，田家英在主席眼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人员，而是视为自己的孩子，在主席的亲生儿子毛岸英去世后尤为如此。田家英与毛岸英年龄相当，当初，就是为了教长期生活在苏联，中文水平欠佳的毛岸英，来到主席身边的。

可以说，他是先做“太子师”，再做“尚书郎”。这既是田家英的福分，也是田家英的悲哀。说福分，没有比让一个伟大导师做自己的父亲而值得自豪的事情，田家英的确没有体会到父爱，他三岁丧父。说悲哀，没有比让一个天下人爱和畏的人做父亲而值得担忧，虽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但谁愿意挨打呀。有人说，长江上游出鬼才，长江中游出天才，长江下游出人才。作为巴蜀鬼才的田家英和作为湘楚天才的毛主席（虽然主席不认为他是天才，但我从来认为他是天才），有过由疏到亲和由亲到疏的交往史，但最后的结局是白发人“看”黑发人走。主席没有“送”田家英，他不允许他的孩子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人世，因为他的孩子是死在战场上的。

　　田家英是毛主席所有秘书中最有才气，最有个性，也曾一度最为喜爱和器重。两人的关系不是父子，胜似父子。在文革初期，田家英走上了一条自杀的绝路，既让自己的生命划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也让毛主席为此伤心和蒙羞。他死后，毛主席不仅没去送别，甚至很少谈起他。但田家英最终不会被毛主席忘掉，也难以忘掉。毛主席在去世前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曾带着沉重叹息说了一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一）由疏到亲的好孩子

　　有过抚育孩子经历的人都知道，孩子不是“生”亲的，是“养”亲的，尤其对抱来的孩子更是如此。田家英被毛主席“抱”的家中，有个动人的故事。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主席的好评，毛主席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并请他来教自己的儿子。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主席身边当秘书，1956年党中央给田家英定了一个头衔：日常秘书。何谓“日常”，朝夕相处也。直到他1966年去世为止，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8年。

　　——好孩子是听话的孩子。早年的田家英还是比较听话的。毛主席对田家英亲切关注、真诚信任、严格要求，而田家英则在毛主席的指导之下热情地、辛勤地工作，并在政治上迅速地成长。田家英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时甚至废寝忘食，奋不顾身。1954年他参加我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工作，有一段时间经常通宵不眠，累得吐血，但仍坚持不懈，直到按时完成任务。田家英把毛主席注重调查研究的习惯继承下来，1961年，毛主席曾指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带一个调查组下乡，进行调查。为此，他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对调查的人员组成、调查方法、对象、时间等都一一作了详细布置，还要求将他以前写的《调查工作》一文(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发给每个组员。而田家英在基层的调查是非常仔细，并且对于调查报告的撰写也非常认真。田家英去了浙江农村，在那里，他看到了饥荒。在各界人士会上，他开口便以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道歉说：“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讲到此，他竟泣不成声。

　　听话的孩子往往也是好学的孩子。田家英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田家英一生酷爱藏书。毛主席的书和字画一向由他保管，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图书资料工作也由他负责领导。田家英从小主要靠勤学自修，达到了相当的文化程度。参加革命后，几十年如一日，用功读书，认真学习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并努力用马列主义原理指导自己的工作，逐步成为党的一个比较博学能文的干部。田家英还为毛主席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十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毛主席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据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毛主席读了好书，感慨一番，还要经常向田家英推荐。在毛主席的影响下，田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并陆续买上千幅清朝字画。闲暇时，评论古人书法，成为他和主席的共同话题。毛主席爱诗，田家英也爱诗，田经常为毛主席查对古诗。他是一个有心人，毛主席喜欢读曹操的诗，田家英就把曹操的诗都收集起来，不久，毛主席写出了有名的《浪淘沙·北戴河》。他还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等一系列著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好孩子是能干的孩子。田家英把自己的才情投入到工作中，常有经典之笔。随着田家英在主席身边的时间延长，田家英对主席的习性越有了解，出手的活也越漂亮，因此很得主席的赏识，甚至到了公开称赞的地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主席要致开幕词。起先陈伯达给毛主席准备了一个讲稿，毛主席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主席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主席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当毛主席读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句话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主席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主席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田家英不仅帮毛主席写文章，也替毛主席出主意。上世纪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主席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主席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主席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主席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主席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二）由亲到疏的坏孩子

　　田家英与毛主席的关系由亲到疏，起因在田家英，责任在毛主席，但又不是双方纯个人的原因，还在路线。作为既把毛主席视作革命引路人，又把田家英视为终生挚友的胡乔木，在为曾经做过田家英秘书的逄先知写的《毛主席与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作校读时，这样说道：“他们两人关系的恶化，没有任何私人的原因，完全是一幕政治（就这个词的高尚意义说）的悲剧。”

　　——坏孩子是不听话的孩子。田家英与毛主席关系从亲到疏，源于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次会议的主攻目标是彭德怀，但许多人卷了进去。人在矮檐下哪有不低头，许多人都做了检讨，有人是真心，有人是半意，也有人是敷衍。毛主席也做了区别对待，对田家英就放了一马，认为属于认识问题，对他加以保护，并说:“秀才还是我们的。”可田家英对自己言不由衷的“检讨”耿耿于怀，甚至在后面议论主席的大政方针，有些话与其身份是极不相称的。而且越往后，政治上的分歧就越大。1962年的春天，田家英接受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指派，到湖南进行了一次为期四个月的调研。回来后先向刘少奇进言“包产到户”，刘有意如此却不敢作主，让他与毛主席说，并说不要说是他的意见。主席是何等精明的人，也不知道田家英是“少不更事”，还是“忠心耿耿”，竟然在“两条路线”中犯了低水平错误。当他滔滔不绝地给主席讲，主席没吭声，一直在听，听完了以后呢，就问他一句话，这是你的意见还是谁的意见？田家英说是我的主意，其实主席就想拷问他一下，看你说不说实话。自从田家英进言“包产到户”之后，毛主席极为失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身边的这位田夫子不予理睬。而这也是自三年之前的庐山会议以来，田家英第二次深感受挫。后来田家英的女儿说：“1962年这次绝对是我父亲和主席在政治关系上的一个分水岭。”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主席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由此老人家也愈来愈听不进田家英的话。他的这种表现受罪于当时，得益于身后。1980年,中共中央为田家英举行追悼会,评价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坏孩子是不随和的孩子。田家英原本是性格很随和的人，但对两个人他是不随和的，而这两个人的地位，一比他大，二较特殊。那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田家英的顶头上司陈伯达。胡乔木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一文中说：“家英一向深恶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之流，因陈长期对他专横，痛恨更甚。”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主席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灾难的。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心想摸到毛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他常常向田家英询问，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很反感，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并公开地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陈伯达对研究室的工作经常撒手不管，田家英把工作领导起来，陈伯达却污蔑田家英越权，田家英不能忍受这种污蔑，与陈伯达当面对证。

　　至于江青这个古怪女人，就更是可恨了。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主席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主席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主席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把毛主席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主席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这件事被江青抓住不放，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搬出中南海，他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第二天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三）两点启示

　　在毛主席的大秘书中，田家英的结果是最惨的。说他最惨在于:他的生命不是自然死亡，而是嘎然而止；他死以后，人们对他是否合适做秘书工作的看法不一；他虽然也非常勤勉，但与两位“大师兄”而言，无论是从那个角度来看，对中国历史的进程的影响都不及他们。当然，从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上，也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对方，这里我只对这个问题作些评述：

　　——秘书与首长视同父子的关系，就能由着自己的思路干，这未必是好事。首先，幕僚与首长的关系顶多只能算“忘年交”关系，而不能成为父子关系。理由有三：一是父子之间和“忘年交”之间都会有矛盾，但基于血缘的和基于工作的关系，在平常看不出区别，在关键时刻区别就大了；二是小字辈常年不离开首长，其神秘感和神圣感会受到影响，与首长之间的方寸就把握不好；三是长时间接触核心机密，知道的越多，对首长潜在的危险越大，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也越大。从田家英的故事中，我感到他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在50年代后期，他在同事之间对主席和主席领导的事业的评价方式和评价结论，他对毛主席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主席的为人也有所批评。且不论毛主席当时的地位，也不论从现在看具有多少合理性，单从秘书的职业规范来看都是值得商榷的。其次，幕僚与首长的关系过密，会给自己在同僚中的处境带来麻烦，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你一个人内心的满足往往是他人不能满足的前提，首长认可和同僚认可都很重要。这不能因为与田家英冲突的人后来不少人倒霉，就说田家英全是对的。因为首长用人是用多数人，是需要更多的人做追随者，你老让首长在你个人和同僚之间做选择，不仅让首长为难，也给你自己留下了潜在的危机，因为只要首长一次不站在你这边，就够你受的，而对首长而言，这只不过是多个选择中的一件事情。

　　解决此类问题还是要在制度上下功夫。我认为，首长用秘书，秘书跟首长，应该遵循如下规则：一是不能过长，同一秘书跟同一首长短则三五年，长则不超过十年；同一首长转岗，不要同一秘书跟随。二是不能过密，术业有专攻，职业有分工，首长的什么东西都能参与，首长就“离不开”秘书了，而秘书也就成了万金油。我倒是有个建议，就像当年田家英向毛主席建议，为了提高农村干部的素质，搞了一个“农村工作六十条”；为了提高秘书工作者的素质，我们也别太复杂了，搞个“秘书工作三十条”，不知可否？

　　——秘书以为只要自己是为首长尽心尽责，就能由着自己的思路干，这未必是好事。秘书要通过自己的笔为首长分忧解难是无可厚非的，秘书可以删改某些首长的言辞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样做有两个前提，一是不能违背首长的本来意图，二是不能成为小人“清君侧”的口实。整人要有口实，而恰恰是田家英自己提供了这种口实。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并实事求是地看一看，最终导致田家英自杀的“篡改毛主席语录事件”。对此，就是不熟悉官场规则的哲学家艾思奇都好意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而田家英依然我行我素，既改变了“谈话”的完整性，也抠掉了主席的核心想法。后来有人说这是田家英“为维护党的事业和毛主席本人的长远威望的义无反顾之举”。我认为，此议不妥，这是秘书工作的规则，与秘书本人良好的动机无关。而且，公道地说，让田家英离职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那就是毛主席，其他人不能也不敢为。反过来说，毛主席要让一个视为儿子的人远离自己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理由的，也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现在许多人都说让田家英离开中南海是谁谁的主意，这是违背常识的，不足为训。

　　人们常说，伴君如伴虎，并将此作为一个贬义词，我不认为然。首长如虎，虎有虎威，首长不如虎，就成了病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首长是不是应该像个虎，而在于秘书不能像个虎，这是这个职业的特性。逄先知在写了很长一段对田家英褒奖的文字后，写了这样一段话，在我们这样一个为逝者讳的国度里，还是挺耐人寻味的，他说：“田家英同志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家英同志刚直不阿，但比较脆弱。在顺利的环境里，他往往锋芒太甚；而在受挫折的情况下，又缺乏韧性。”要知道逄先知可是田家英的秘书，对田家英习性的了解是远多于一般人的。我以为，此议甚是。

　　人物档案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岁丧父后,家境开始衰落,他读到初中一年级时,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他13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笔名。

　　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他首先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他当时给《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杂文,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主席读后非常欣赏。1948年,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毛主席的秘书。此后,田家英深得毛主席信任,除任主席秘书外,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停职反省”，并被责令搬出中南海。他沉思了一夜,第二天便以死抗争,吊死在中南海里，年仅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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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