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

　　解析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苏丹地处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按逆时针方向来看，分别与埃及、利比亚、乍得、中非、刚果、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9国接壤，地理位置特殊，属于中东与黑非洲的过度地带，种族和宗教矛盾复杂，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来看，苏丹处在文明的断裂带上，北面是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文明，南面是原始拜物教的黑非洲文明。

　　达尔富尔（Darfur）是位于苏丹西部的一个地区，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仅靠利比亚、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占苏丹总面积的1/5。达尔富尔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其北部和西部地区是撒哈拉沙漠的东南延伸地带，荒芜人烟的沙漠面积达14.5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28%；中部为达尔富尔高原台地和山地，其中迈拉火山（Jabel Marrah）是当地水草最丰美、土地最肥沃、最富饶的地区；南部则多为河谷地形。该地区的气候由北向南呈现出由热带沙漠气候向热带草原气候过渡的特征，降水量也从北向南逐渐递增。而且北部沙漠地带终年高温、干旱、少雨；中部山区的年降水量为100-300毫米不等；南部地区雨量相对充沛，年降水量约为400-800毫米。这样的地理状况和气候特征，导致达尔富尔地区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这就为日后当地居民争夺水土资源埋下了隐患。1994年，喀土穆政府把该地区一分为三，由北向南依次为北达尔富尔省、西达尔富尔省和南达尔富尔省。在北、西达尔富尔省的人口比例中，非洲黑人占多数，在南达尔富尔省的人口比例中，阿拉伯人占多数。

　　一、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

　　（一）部落纷争

　　达尔富尔地区总人口约为600万，其中约60%的居民是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其余大多是以游牧或半游牧为生的牧民。富尔人（Fur）是达尔富尔地区最古老、最主要的原住民，其余主要黑人部落还有扎加瓦人（Zaghawa）和马萨利特人(Masalit)。阿拉伯人主要是以游牧或半游牧为生，分布在该地区北部，而土著的非洲黑人主要是从事农业活动，居住在该地区的中部和南部。进入20世纪70年代，达尔富尔地区发生干旱，北方本来就已经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现在由于自然灾害的破坏，更无法承载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于是无法为了生存，来自该地区北部甚至乍得等邻国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大批迁徙至达尔富尔中南部地区以寻找草场和水源，致使当地人口过度膨胀，从20年前的300万人增至目前的600万[1] 。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苏丹全境大部分地区遭受旱灾，达尔富尔等西部省份的情况尤其严重，预计有数千万人遭受饥饿。这样阿拉伯移民与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之间因争夺土地和水源而发生冲突的情况明显增多。据当地学者统计，1968-1976年发生3起冲突，1976-1980年发生5起，1980年-1998年达到21起[2]。在不断的部落冲突中，一方为了保护自己部落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不被他人掠夺，另一方为了寻找新的可以适合自己居住的家园就必然会抢占前者的地盘，这样各部落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民兵武装，以便在可能的冲突中抢得先机。这样，到90年代，阿拉伯部落与富尔人、扎加瓦人和马萨利特人等黑人部落的矛盾不断加剧，起先为资源而起的争夺逐渐演变成部落之间的仇杀，双方均有大量伤亡，遂结下了生死怨恨。

　　（二）达尔富尔战争正式爆发

　　起先，富尔人等黑人原住民只是想用武力驱赶侵犯他们美丽家园的阿拉伯游牧民族，以确保他们自己的生存权利。后来黑人在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两个有组织的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运动（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SLM）和正义与公平运动（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简称JEM)。前者以富尔人为主体，后者以扎加瓦人为主体。2003年2月，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el Fasher）被他们用武力攻陷，政府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被俘，这起事件标志着战争的正式爆发。然而，当时喀土穆政府正忙于与南部的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军（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简称SPLA）签署和平协议，所以对达尔富尔叛军攻陷州府法希尔毫无心理准备。事发后才紧急调兵遣将，匆忙应战，终因时间仓促、军力不足和对当地情况不熟等缘故，节节败退，威风扫地。为了挽回军事进攻上的颓势，政府开始借助简加韦得（Janjaweed）武装与叛军作战。

　　“简加韦得”是对以游牧的阿拉伯人为主的被称为马拉希勒（Maraheel）派组织的一支民兵武装的称呼。这个称谓是由三个阿拉伯语单词缩略而成，意为：“骑着马、手持GM3机关炮的妖魔”。从20世纪80年代起，“简加韦得”一词已经在达尔富尔广泛流传，当时特指一些游手好闲者组成的武装，惯于分散作战且经验丰富，经常骚扰非洲黑人定居者，名声历来不好，往往是谁给钱就给谁卖命[3]。

　　二、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

　　（一）什么引发了战争？

　　达尔富尔地区之所以在2003年2月正式走上与苏丹政府为敌的武装道路，背后肯定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如果一一列举出来，可能有水土资源匮乏、部族冲突、宗教矛盾、地区被边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受南方内战影响等原因。

　　资源纷争？资源要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再加上自然灾害的频发，导致达尔富尔地区资源日渐枯竭。资源匮乏一般非人力可以控制。当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资源争夺时，政府一般会出面来协调资源分配问题，这样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另外，在达尔富尔地区遭受资源匮乏威胁的是北方的阿拉伯游牧部落，他们为了生存迁移至南方水草丰裕之处，结果起来反对政府的却是非洲黑人部落，而不是阿拉伯游牧部落。所以资源贫乏不足以解释黑人走上反对政府的武装道路。

　　种族认同？宗教矛盾？达尔富尔地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穆斯林，不论是非洲黑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多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分属于不同的部族，彼此之间相互通婚，血统和身份不断发生着变化[4]。在70年代旱灾发生之前，达尔富尔地区内的各部族基本都能和平共处，并没有相互对立。达尔富尔是在资源争夺和暴力冲突中才逐渐形成了阿拉伯人与黑人的分野，遂形成了两派的对立。但宗教信仰的分野是不明显的，没有资料表明：非洲黑人就一定信仰原是拜物教或基督教，而不是信仰伊斯兰教。此外，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民族或种族的差别，宗教信仰的异质性不足以说明必然导致冲突或战争，关键看要是实行怎样的民族和宗教政策。

　　南方内战是指1983-2004年间，喀土穆政府与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之间展开的长达21年的内战。达尔富尔战争爆发时正值政府与该组织的领导人戈让（Garang）商议和谈之时。一直以来，在南方和谈进程中，达尔富尔始终被排除在外，并没有代表参加和谈[5]。南方内战结束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与苏丹政府签署了最终协议：与国民议会(National Congress)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它的领导人出任国家第一副总统 ；南方苏丹拥有自己独立的司法体制，不需要信奉伊斯兰沙里亚教法[6]。这些使达尔富尔黑人看到：只有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才能为自己谋得权力。南方内战的样板坚定了他们武装反抗的信心，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但是南方的反叛并不能直接导致达尔富尔人的反叛，前者并不是引发后者的原因。

　　看来以上因素都是表象，那么达尔富尔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是地区被边缘化，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了解这些，我们需要先看一下苏丹政府的现行制度。

　　（二）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的现行政策

　　政治方面，苏丹独立后，从首任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Ismail al-Azhari）到现任总统奥玛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Omar Hassan Ahmed al-Bashir），他们都是阿拉伯人。喀土穆政府对自70年代以来在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部族摩擦听之任之，没有施行有效的管理，遂使达尔富尔冲突愈演愈烈。1989-2003年，在南达尔富尔省地方政府的61个职位中，有41个给了阿拉伯人[7]。非洲黑人不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处于无权的地位。

　　经济方面，苏丹一直把投资项目和发展计划集中在青、白尼罗河流域内的中央地区而忽视了国家其余地方的发展。国家财政支出基本上都放在了杰济拉（Gezira）棉花开垦项目上。致使其余地区的经济、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远远落后于中央地区，逐渐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除此之外，南达尔富尔省的石油收入也都由喀土穆政府控制，地方无权干预。

　　文化方面，尼迈里政权于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沙里亚教法，要求所有的居民都要遵从此法，对违反者实行严厉地惩罚。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推行阿拉伯化政策，认为阿拉伯文化是文明的象征，非洲文化应保留阿拉伯文化的宝贵遗产，而且在身份等级中，阿拉伯人也优于非洲黑人[8]。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采取政教合一的政策。

　　（三）问题的根源

　　由以上可知：黑人在种族上劣于阿拉伯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在经济上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在喀土穆政府的心目中，中央地区的发展要优先于边远地区，中央地区的地位也明显高于边远地区。达尔富尔地区就处在西部的边缘地区，当地的黑人之所以武装起来反抗政府，就是因为喀土穆政权所实行的现行社会制度，导致黑人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没有平等的权利，更没有应有的权力。这恐怕才是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

　　南方的内战更让他们明白——只有斗争才有希望，只有斗争才能获得权力。苏丹解放运动（SLM）和苏丹公正与平等运动（JEM）惟恐任何新组建的国家政府把注意力都放在苏丹南部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上而忽视达尔富尔地区。于是达尔富尔地区的黑人向现行制度发起挑战：苏丹解放运动喊出“解放达尔富尔”的口号，指责苏丹政府不重视达尔富尔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在中央权力机构中排斥富尔部族的官员，呼吁在达尔富尔地区实现更广泛的自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苏丹；正义与平等组织主张政教分离，呼吁建立民主世俗的新苏丹。

　　显然，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就是权力之争，是为了给达尔富尔地区的黑人谋得更多的权力，谋得更平等的权利。

　　三、达尔富尔问题的性质

　　（一）种族大屠杀？

　　200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把达尔富尔地区的状况定义为种族大屠杀。接着9月初，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也使用了种族大屠杀这一字眼，几周后，布什总统在对联合国的讲话中也照办了这一用语。要界定一种行为是否是种族屠杀行为，就必须考虑两个方面：其一是意图，其二是行为。我们必须要确定施暴者的行为是否是在民族、部族、种族或宗教的背景下，怀着对人类整体或部分进行蓄意破坏的目的或目标而实施的。世界种族屠杀大会把以下具体的行为视为种族屠杀行为：例如，屠杀某些团体的成员或者破坏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生命支柱，而且实施这些行为时必须怀有种族灭绝的意图[9]。

　　喀土穆政府和“简加韦得”武装运用了残酷的手段来打击达尔富尔地区的民族团体，包括使用定点清除、全面洗劫、火伤村庄和粮食库以及污染水源等战术。再加上“反政府武装人员和‘简加韦得’都是民兵，在军事行动中很难区分普通平民和武装人员。因此，‘简加韦得’武装在收复失地后，通常将整个村庄烧成一片焦土，以图一劳永逸。另外，‘简加韦得’武装非正规军的野性也在战争中也毕露无遗，他们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且手段残忍，致使达尔富尔战事酿成了一场新世纪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10]。之所以这样，政府只是想用残酷的手段打压叛军，迫使他们在高压政策下放下武器，重新回到与政府修好的道路上来，也可以警示那些可能会走上反政府道路的组织，它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非洲黑人，进行种族屠杀。

　　所以笔者认为，达尔富尔问题非种族大屠杀问题，根据前面种族大屠杀的定义，它不符合主观意图项。美国之所以把达尔富尔定义为种族大屠杀，并不是出于对该地区实际状况的科学判断，而是另有其它政治上的考虑。

　　（二）内战？

　　苏丹独立后国内战事不断：1956-1972年，南方安那亚那（Anya Nya）叛乱；1983-2004年，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叛乱；2003-至今，达尔富尔地区叛乱；前两者的叛乱现在已被定性为内战，那么后者的叛乱就不是内战吗？随着达尔富尔问题的再次升级、冲突或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及该问题在时间上的延续，后者自然就会演变成为苏丹的又一场内战，只是内战的时间、地点和参与者发生了变化而已。

　　为什么苏丹自独立以来就一直战事不断？除了上面提到的南方内战和达尔富尔地区的战事之外，20世纪80年代末期，南科尔多瓦省、西科尔多瓦省和青尼罗河省也爆发了叛乱；90年代苏丹东部地区也发生叛乱。这些叛乱的共同点都是：地处被边缘化的地区，他们都一致要求在苏丹联邦中分享权力。如果苏丹政府不从现行社会制度上查找原因，那么达尔富尔问题也仅仅只是一个逗号，一个插曲，成就苏丹的国内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