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萧山入赘女婿尊严扫地 最怕被问起孩子姓名

　　结婚10年，他的结论有些封建但又似乎击中要害，“其实我们还是更习惯男权强势的家庭。”

　　入赘女婿们会经历“两怕”。

　　衙前镇一所中学的苏老师有一段时间和妻子全家闹得够僵，都快到离婚的地步了，就是因为孩子的姓氏问题，最终双方妥协，以父母的姓合为复姓，在村里妇女主任看来，“取了个日本名字”。

　　即便是婚姻一帆风顺的安明，在孩子起名的问题上还是动了脑筋，他将中间的一个字换成了自己的姓，“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尽管当初决定入赘时曾以“新潮流新观念”标榜自己，但总要事到临头，女婿们才会发现，所谓新观念其实何其脆弱，深藏自己内心的男性传统尊严，依然强壮无法泯灭，而且，会带来巨大的折磨。最终这很容易演变成这基于女方利益的父权思想和基于男方的父权思想的一场冲突。

　　还没生育前，陈安东也曾试着和妻子商量孩子的姓氏，妻子劈头盖脸一句，“随你姓，我们还要你上门干什么？”

　　最后冲突以妻子一方的胜利而告终。平心静气下来，陈安东开始自我反省，“当初以为能做到，其实只是自我欺骗。”

　　陈安东最终感觉，在这个家庭的生活觉得像是在遛狗似的，让他尊严扫地。

　　每次在亲戚面前露脸，酒席上，才举杯，丈人会旁若无人地呵斥，“小孩子，学什么喝酒？”别人知趣地让步，讨厌的是有时会跟上一句，“你家教好严啊”。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2004年6月陈安东的舅舅去世，他要去奔丧，被女方父母拒绝。当时夫妻关系已经很紧张，而他每个月除了几十块零花钱之外，身无长物。

　　这彻底激怒了他，“我还是个男人吗？”

　　和陈安东终于苏醒发作的男人意识相比。徐爱民是乖巧的。他改随女方姓了罗，当初入赘时说好的，自己的姓也要改，虽然“事到临头，摸摸胸口，我原来有点在乎”。

　　当着妻子父母的面时，记者都能感觉到他言辞笨拙，欲言又止，待到送记者出门，他才说，很孤独，怎么也融不到当地人的圈子里。在陪记者穿越村庄的差不多二十分钟的路程内，他竟没与一个同村人招呼，低着头，步伐很快。

　　他应该是那类被扫地出门的入赘男子的典型，在当地的一篇报道中，这个人群被形容为“他们往往来自外地农村，本身学历比较低，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一技之长，好吃懒做，甚至还沾染上了赌博等恶习”。

　　徐爱民承认自己没什么本事，结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靠手艺打零工挣钱，有时闲在家里修理修理摩托就一天，最初听到有人背后议论他“好吃懒做“，还会心生不快，现在也无所谓了。

　　能忍的都忍了，习惯了之后，除了心里憋得慌之外，他坦言，他其实愿意过这种至少不为生活奔波的省心日子，按时上下班，衣食至少不愁，“大事父母拿主意也蛮好”。

　　徐爱民已经三年没回四川老家了，因为女方父母觉得路太远，花费太大，真实的原因可能还包括妻子并没有打算在一个厕所还只是粪坑的地方住上哪怕短暂的几天。

　　“其实谁都无法改变”

　　婚介所墙上关于相识－恋爱－婚姻三步曲的指南已经泛黄，他仍试图劝慰心急如焚的应征者们，爱情多么重要。

　　2005年初的一则以“富家女”和“招赘”为关键词的新闻，让浙江杭州青年时报的热线几乎被打爆了，那条新闻说：萧山富家女苦等上门女婿。

　　在萧山本地人眼里，入赘早成平常事，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将之看成婚俗观念变革的好征兆。

　　杨丽却一度陷入烦恼，“那么多趋之若鹜地直奔财富、住房的应征者，究竟是嫁给爱情，还是嫁给面包？”

　　她曾在数百名应征者中，促成了8对至少看似般配的男女结成派对，这种般配用世俗的解释是：男方为外地人，学历高而能力强，苦于经济困窘且无事业基础，而女方则拥有殷实家底，眼光高却学历浅，期待财富与学识的强强联姻。

　　两年过后，这八对没有一对结婚。待到2006年中，另一则关于招赘婚姻的新闻再度出现时，她几乎带着一丝预言成功般的喜悦，“果然如此，果然如此”。

　　这篇新闻说的是，萧山瓜沥乡镇法院竟在一年之内受理了不少于20起的招赘婚姻离婚案，这个比例令主审法官惊叹，并觉得有义务公告天下。

　　在瓜沥法院，记者尝试着拨打更多的离婚男方的电话，无一不是停机就是空号。法官说，他们大多选择了离开萧山，一场与本地家族的争斗后，哪还有容身之地？

　　瓜沥法院的法官们有时异常同情这些异乡的女婿们，徐爱民正被女方起诉离婚，法院还在调解，法官们多少要考虑这个因素：如果他离了婚可怎么活？有一个上门女婿死活不同意离婚，当着法庭发誓，哪天离婚，哪天就杀了女方全家。这样的情形令法官们异常为难。

　　“这个时候，才会知道，感情基础对于婚姻的重要。”一位法官说，“残忍点，说白了双方都是咎由自取啊。”

　　陈安冬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利益争夺后，最终以索回6000元补偿金的结局接受婚姻破裂，他依旧忐忑地留在萧山，因为不愿意失去工作，如今他既处处小心着被人报复，又像敌人一样攻击着前妻家里人，

　　“哪是女婿，就是一个童养媳，什么不亏待、一视同人，全是说说而已。我真的就是一个炫耀门面、传宗接待的工具而已。”他说。“谁都以为可以改变什么，其实谁都无法改变。”

　　这样的话，无疑有着泄愤的味道，他也承认，幸福的入赘婚姻并不少，在他宿舍楼附近的一个小餐馆，记者请他吃饭，他小声地指着老板夫妇，“你看人家也是入赘婚姻，过得多好。”

　　葛清和丈夫迄今维持着两地分居的状态，最近的一次电话里，她以离婚要挟丈夫，明年一定要把厂子搬回来。她想着的是，男人经济地位高了，也许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萧山宁围镇的前任妇女主任说，所谓入赘女婿离婚潮，多半是那拨最早的入赘婚姻者。现在，本地人招赘越来越慎重。

　　2007年1月，本文开头提到的一心入赘的李俊林，背着婚介所偷偷给一户招赘人家写了一封信，总计8页，他说，“自己的人品是经得起检验的”，并附上了身份证复印件，希望对方到他老家派出所去核实其人品状况。

　　尴尬的是，对方父母拿着信质问婚介所，“他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

　　李继延的“金点子婚介所”依然生意兴隆。现在他的桌面上，像李俊林这样的资料已经有一米多长，其中不乏大学老师、硕士、博士，甚至外国留学生，都会在萧山县城转上半天，找到需要转过好几道逼仄昏暗楼梯的这里。李继延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世道人情的变与不变。

　　婚介所墙上关于相识－恋爱－婚姻三步曲的指南已经泛黄，他仍试图劝慰心急如焚的应征者们，爱情多么重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责任编辑：塔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