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郝和平落马内幕 审批权力是医疗暴利敲门砖

　　高收入家庭

　　在药监局，郝和平是一个“极为平易近人”的司长。58岁的他1974年毕业于昆明工业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同年到国家卫生器械局工作，1980年起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工作。

　　郝在医疗器械司工作了25年，在医疗器械市场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从其个人经济状况看，他在国内属于高收入家庭，本不该为了几十万元走上犯罪道路。

　　郝的妻子付玉清曾在国药集团联合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行政部主任，正常的工资收入不在郝之下。郝曾经买过3处住房，仅仅这3套住房，按现在的市场价格至少在400万元以上。此外，他还有相当数额的家庭存款。

　　新华社记者李京华曾经给郝和平夫妻的财产算过一笔账，郝家庭收入大致如下：一是夫妻双方的工资及补助。郝年收入6万元左右，付年收入10万元左右；二是购买股票挣的钱，大约上百万元；三是在首都医科大学授课以及出书、发表文章的收入。郝在首都医科大学带本科生和研究生，首都医大每月给2500元，3年下来有八九万元。带研究生研究课题，每月有1000元~2000元的劳务费，3年下来大约有二三万元。出版图书、发表文章、参与编写教材，这部分的收入累计下来共有5万多元；四是参加一些论证会、咨询会以及讲课的收入也有三四十万元。

　　如此算下来，郝不管正常的还是带有灰色的各项收入，他的家产早已达数百万元，的确不值得为几十万元折戟沉沙。

　　审批权力之下的关系经济

　　从受贿数额来说，相对于郝和平的绝对权力，他的胃口不算太大。家财万贯的郝和平为了不到100万元丧失自由，这么不划算的事他还是干了，而且干得相当低级。为什么？或许不乏退休之前捞一把的心理，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郝和平的绝对权力，他根本不用自己开口，就会有人大把大把地给他送钱。在这种“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之下，郝和平不受贿反而显得与别人格格不入了。所以，他不但受贿了，而且受得心安理得。

　　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是这个潜规则的构成要素之一。有的政府机构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赢利性经营活动，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个人利益，部分官员打着“为企业办实事”的幌子介入企业活动，从中收费甚至受贿，最后演化成“官商结合、权钱交易”，导致了政府机构功能的失灵。

　　一名医疗界的业内人士说：“医疗器械产品要想畅通，不仅要打通医院，还要把监管部门奉若神明，工商局、卫生局、税务局、药监局，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药监局。”

　　医疗行业可以谋取暴利，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不遗余力打通审批关节，毫无疑问是获得暴利的“敲门砖”，郝和平就是被这些“敲门砖”拍下马的。这种把官员和商人捆绑在一条利益线上的“潜规则”，导致“官商一家”的腐败行为，就是在“审批”的绝对权力之下形成的一种关系经济。

　　从1998年开始，政府不断将权力归集给SFDA。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的药政管理局被合并，再吸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药的监管职能，组成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使之成为国务院直属的主管药品监督的行政执法机构。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又将食品、保健品和化妆品审批、监管职能从卫生部剥离，组建成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除了组织架构， SFDA也被赋予了多方面生杀予夺的权力，从药厂设立到药物的试验、注册、生产、经营、流通，以及药品行业标准的制订，医疗器械产品的审批，都具有无上权威。但与此同时，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针对SFDA自身约束和监管的专门法令。因此，有人认为，这使SFDA无形中成为受人指责的“药业股东”，靠出让权力获取巨大的利益分成。

　　至此，谁来监管监管者这个经典命题再次摆在人们面前。郝和平的故事只是重复了那个老调：迷失在绝对权力之中的人，其行为已经无法用算经济账来解释，因为他们似乎感觉不到有风险存在。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