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李锐：说真话的人成了稀有动物

　　李锐：说真话的人成了稀有动物

　　《太平风物》被铭记的理由，就在于一个小说家对21世纪中国乡村问题的现实介入

　　★ 本刊记者／罗雪挥

　　2004年8月30日，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夙愿得偿，在作家李锐的陪伴下，邀请邸家河全体村民打牙祭，吃红烧肉。

　　三千年来，除了日本鬼子打来，马悦然是村民们看见的第一个洋人。这个位于山西省吕梁山区的偏僻村子，文革期间曾经接纳过北京知青李锐，如今早已化为了一锅浓郁的文学高汤，如同湘西与沈从文的水乳交融，邸家河也用它流传千载的方言、厚道的民风成就了李锐、甚至包括马悦然在内的精神盛宴。陈文芬诠释了这场奇缘的渊源：翻译了李锐的《厚土》《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之后，“马悦然早了解这些耕种器具世世代代与西汉时代无异的庄稼生活，在荒远偏僻的山沟，知足品尝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而李锐也因之与马悦然结缘，在后者的力荐下获得了国际声名，其“吕梁”系列小说先后被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等多种文字，李锐荣获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并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了诺贝尔奖的百年庆典。

　　邸家河变成了两个人的精神家园。当李锐告诉马悦然，邸家河附近发现了大煤矿，很快就要搬迁的消息时，80岁的马悦然悲壮地回复，在死之前，我一定要去邸家河看看。

　　于是，沿着新开发的运煤路，一身泥浆，李锐与他的瑞典知音马悦然走进了邸家河，依旧是满院子熟悉的笑脸。李锐在《却望吕梁是故乡》中回忆，“黄了谷子，红了高粱，转眼就是几十年。”邸家河的生活比李锐插队时强百倍，可是新的困难也来了，比如强占土地，黑了心地坑害农民。李锐感慨，“压迫和剥夺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没顶而来。”陈文芬则发出了疑问：“李锐返乡，感受农村社会的悲伤，他最钟爱的村口的老杨树还能屹立守护邸家河吗？”

　　此时，李锐以农具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创作已经一发不可收，并于2006年底最终合成了纸上的农具展览——《太平风物》。每个农具都配上图谱和说明，反映其漫长的历史，用故事呈现异化了的现代用途：比如“石畏”，是春秋时就有的石磨，在村里人都用电磨后，它最大的用途是男人用来整治拐卖来的媳妇；樵斧则是主人打工受工伤后讨不到公道，“怨恨太深，悲情太重”，用它来净身出家；而扁担则是变成了“腿”，去北京挣钱的木匠金堂因车祸截肢，靠着半截扁担挪回故乡。千古农具，在亿万农民纷纷离开土地涌向城市后魂离乡土。

　　而“邸家河的岁月表面如常”，陈文芬描述了那场全村动员的打牙祭，“肯定会是流传很久的故事。”筵席中，有个96岁的老寿星赵婆婆，早年从河南逃荒来的，老以为马悦然来此落户，还安慰马悦然，“天下乌鸦一般黑”，“你还年轻”。

　　“我一直警惕简单地给农民以希望， 或者简单地给农民以光荣。”

　　中国新闻周刊：《太平风物》共有16个短篇，笔下却至少牵涉了8条命案，这是一本完全不太平的小说，描述的也是一个完全不太平的乡村。

　　李锐：我用“太平”，简单一点说，起码是一种反讽。所有的农具（开头）都附了《王祯农书》里的诗，从诗里你分明能够感觉到古典的田园和诗意，再看到后面的故事就会产生强烈的对比：所谓的田园在哪里，如今怎么样了??

　　中国新闻周刊：《太平风物》几乎全方位地触及到了乡村的主干神经，包括乡村民主法制问题、占用耕地、拐卖婚姻、拖欠教师工资、青壮年外流形成的乡村空巢，以及农民发家致富的另类途径。是有意为之吗？

　　李锐：中国农村当下的，所有给我感受最深的问题，我当然是想表达出来，这是肯定的。我插过六年队，我对农村的感受不是东一件事、西一件事的道听途说，我的感受是整体性的，乡村本身的丰富性，会让你自然地进入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题材。

　　但整个乡土和乡土生活的消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现象，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的判断。农民要改变自己命运的这种愿望和这种冲动，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手划脚的。但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却是一心向往好日子的人，不断地落进现实的悲剧当中。就好像我们当初的文化大革命一样，一场原本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解放全人类的运动”，却导致了整个10年的浩劫，那才更具有悲剧性。

　　中国新闻周刊：《镢》里描述放羊娃歪歪娶了女知青，后来女知青和他离婚回了北京，从“过分巨大的幸福”里摔落的歪歪得了痴疯病，本书所展现的乡村现代化似乎与歪歪毫无关联？

　　李锐：其实农村的生活也是多样的。歪歪是一个历史中的人物。如果中国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知识青年下乡这样的事情，也不会有歪歪这样的命运。历史总会留下来痕迹，这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反而是我自己特别喜欢歪歪这一篇，因为它有溢出故事之外的一种意味，比较丰厚，看起来它并不是直接反映当下的农村问题，比如三农啊、贫困啊，以及种种的不平等。但其实歪歪这个人涉及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别的小说写的都是白天，歪歪这篇写了晚上。

　　中国新闻周刊：写《太平风物》这样的题材会影响你的个人情绪吗？

　　李锐：那当然是。写那种东西都不愉快。《连》还稍稍带点黑色幽默，但这个乡村老师我真是替他说不出的难受。这个老师也是最后一课（小学被解散了），所谓不称职老师的最后一课。我没有直接写（乡村教师）不公平的待遇，实际上我把那个放在背后，只写了小人物的那种无奈，而在他那种自私的行为（让学生最后一次上课还帮自己干农活挣钱）后面又有一种特别有人情味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太平风物》的文字表达含蓄而平静，与你以前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

　　李锐：这和年龄有关系吧，我写《厚土》已经20年了，而中国乡土社会3000年来最剧烈的变化实际上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这个变化又是处在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相当病态的不健全的变化，到底前途如何？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一直警惕简单地给农民以希望，或者简单地给农民以光荣。但是中国很多作家在这样做，包括很多农村出身、号称要为农民写作的作家也都在这样做。

　　“你不可以讲谎话，你夹着尾巴做人可以，但是你不可以摇着尾巴做人。”

　　中国新闻周刊：从开始写作到现在，你一直固守着一种精神立场，而周遭早已天翻地覆。

　　李锐：社会外在的变化，首先并不等同于社会更深层次的变化。比方说摩天大楼、立交桥不等于现代化；比方有人说农村现在在变啦，用上电啦，有了电视啦。真是那样吗？现在世界上很少会有一个国家有两种公民。即便是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法制进步了，民主选举完善了，也不意味着这种文化有一种彻底的改变。我们其实看到的好多都是纹丝不动的、毫不改变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决定着人们的命运。要不是那样的话，会有那么多悲伤的故事吗？农村现在会那样吗？

　　当然人们会说这需要一个时间慢慢来改变，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我觉得不能够把它只放到一个社会学的角度，仅做照相式的、社会化的判断。文学要表达的是一种思接千载的生命悲情，这是中国诗人们千百年来反复表达的一个文学母题、一个核心，这也是中国文学资源当中最为独特的那一部分。在千百年来的改朝换代、天翻地覆之间，却也留下了千年不变反复咏叹的诗歌，这正是文学存在的理由。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表示，你对于作家常常采取怀疑的态度，老觉得很多作家都是说闲话的人，说无聊话的人，说谎话的人。你怎么看待说真话对于当代作家的重要性？

　　李锐：（叹气）说真话的人现在成了稀有动物了。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大家在说作家的时候，一个潜台词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你应该作为社会的良心而发言。但是这个社会是会改变人的。一些原来很聪明很好的人，越混越好，地位越来越高，之后人就不一样了，开始避重就轻，然后该说的话不说，尽是土地啊、母亲啊说些不沾嫌的话，用那种虚假的浪漫粉饰自己的逃避，然后再宣称自己是精英，对自己的“成功”心安理得。我想这其实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吧，所谓趋利避害，很自然。我没有那样的奢望，也没有那个要求，要所有的人都为讲真话历尽艰辛。

　　我老说中国社会实际上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权力和金钱的双重专制。这很像是把人放在剪刀当中，这样的困境对良知和理性是一种考验，也更要求一个很坚韧的坚持。中国现在很多作家都在妥协，要么大伙都高高兴兴地当金钱的奴隶，书发行量大一点啊，版酬高高的啊，只要发行够100万就是当代英雄，这样的英雄也不少；要么很多人故意回避尖锐的问题，就不谈，就不说，或者作为一个公共话题来谈的时候，故意只谈一面，大批资本主义，英勇无比，姿态极其高昂。在中国批判资本主义用得着做英雄状吗？

　　中国新闻周刊：你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文学创作者还是公共知识分子？

　　李锐：应该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写作的时候你当然是要把自己的小说写成第一流的文学，你甚至可以是非常个人化的；但是如果你要发言，那么你在发言的时候就要讲真话，不是说非得硬碰硬，拿鸡蛋碰石头，我想那是不现实的，我也从来没有那样做。但是你不可以讲谎话，你夹着尾巴做人可以，但是你不可以摇着尾巴做人。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文学与市场的关联？你和夫人蒋韵近期合作的小说《人间》，和苏童的《碧奴》一道作为“重述神话”系列，本身即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全球出版项目。

　　李锐：我一开始拒绝了，就是担心：第一，我没有写过神话；第二，我心里在想这么商业操作是否合适？但是编辑锲而不舍，我后来也想明白一件事情，重述自己民族的神话，对不同语种的作家，其实都是一个挑战。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一个普遍的潜意识，就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丧失，中国的名著再名，那也不具备全世界的普适价值。我觉得应该用作品来证明我所呼吁的语言自觉，来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把中国文学、文化的传统变成自己笔下的源头活水，把千年的历史激活，变成你此时此刻的叙述。这是一种财富，也更是一种挑战。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将来不可避免地需要你来配合商业活动，你会配合吗？

　　李锐：那当然。应该去，你不能够存心让人家出版社赔钱吧？余华说，马尔克斯都70多岁了，得了癌症做过手术以后，新书出版了，还到美国去配合书的首发式。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咱也别把商业妖魔化，现代人的衣食住行哪一样离得开商业活动？要不咱就得闭上嘴，别吃饭别喝水，捆上脚，捆上腿（笑）。但你别为了商业而商业，那就完蛋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评价你和马悦然教授的交往？一方面他是你的文学知音，另外一方面你也因此被牵连，比如被猜想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

　　李锐：这里头总是有一种猎奇，因为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大家老炒这件事，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把小说写好了比什么都强。我已经说过无数回了，有文学这件事已经好几千年了，有文学奖才不过一百多年，你不能本末倒置。再说已经有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得过诺贝尔奖了，就别再老惦记这事儿了。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