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密电宋庆龄:对“西安事变”态度大转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时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的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

　　然而，第二天(12月13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那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时任该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在其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提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头一天，宋庆龄刚刚说过，如果她处在张学良的地位，会比张做得更甚，第二天，却要亲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促使宋庆龄在拘蒋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劝张释蒋的原因是什么呢？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透露：“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说。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