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如何转型成执政党——专访尼共高层领导人马哈拉
“在旧议会，我们是政治体系的参与者，在新议会，我们是政治体系的变革者”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马哈拉的办公室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一条小巷里。
现年48岁的他，1992～1995年间曾是尼泊尔议会议员，“毛派”选择武装斗争后担任起高级领导，后期长期担任与政府进行谈判的谈判组负责人和政党发言人。从2007年1月15日起，他成为尼泊尔临时议会的“毛派”党团召集人。记者特此赶在1月14日对他进行了专访。
我们作出了让步
《国际先驱导报》：担任中学数学老师的经历对你从政有帮助吗？
马哈拉：老师也是个政治职务，像个社会活动家。对我来说随后从政，这是个很好的经历。世界上有许多领导人都曾经是师范出身。
《国际先驱导报》：谈判给你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
马哈拉：谈判非常困难，真不是个简单的任务。他们的想法和思考方式与我们的太不一样了，但我们却必须追求一个唯一的结果，我试图在逻辑上说服他们。工作很复杂，我个人一直在努力。
《国际先驱导报》：谈判中，你可以自己做决定吗？
马哈拉：我个人的所有态度都是在和最高领导人协商后作出的。为了达成协议，我们党作出了让步。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作出让步。随后，他们也作了调整。我想，这是我们的成功。
我们将带来不同
《国际先驱导报》：和12年前你离开议会加入武装斗争相比，你对临时议会有什么新感觉？
马哈拉：12年来，许多事情都有了改变。在旧议会里，政治党派和国王非常热乎。那是个所谓“君主立宪”和“多党政治”的状态。
我们不喜欢这种政治体系，但我们试图进入内部去揭露它。不过，我们失败了，因此不得不拿起武器。
十年武装斗争和2006年4月的人民运动后，我们和七党联盟共同恢复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同时，我们撕裂了政党和君主的关系，使得各党的政治独立更加明显。
在旧议会，我们是政治体系的参与者，而不是政治体系的变革者。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将给政治体系带来不同。
《国际先驱导报》：在临时议会，你怎么执行政党的政策？
马哈拉：我们党在近期的主要战略是取得制宪会议选举的成功。在临时议会里，我们会多和其他政党联系、合作，可能会和它们结成共和阵线，左翼阵线等。因为是临时议会，我们可能会根据日程安排参与日常政策制定。
《国际先驱导报》：在议会里，又要面对许多老面孔，你能适应吗？
马哈拉：我们不管“面孔”什么的，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对方有意愿，无论是谁，我们都能与之合作。
我们还没胜利
《国际先驱导报》：即将成立的政府和旧政府有什么不同呢？
马哈拉：七党联盟政府与以前的政府完全不同，因为它是在人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不是由某人来指定的。
它还将领导国家走向制宪会议选举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它使这个国家成为世俗国家，并剥夺了国王的军事统帅权。这是非常积极的变化。
《国际先驱导报》：你们将来的政策如何呢？
马哈拉：我们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后改变旧国家，建设新国家。在制宪会议选举获得胜利前，我们不会认为我们已经获得了胜利。现在还有好些内、外势力阴谋反抗人民的意愿。我们对此非常清醒，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一位女干部的“青春之歌”
“我决定战斗到最后一刻——就像林道静和她的同志们在狱中做的那样”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讲述人：比娜·马嘉（Beena Magar） “毛派”党员、“毛派”学生组织领导人。
加入“毛派”，一度成为很多渴求妇女解放的尼泊尔女孩的一条出路，比娜·马嘉就是其中一位。作为“毛派”的普通一员，她的经历也折射出这个组织曲折的发展历程。近日，比娜·马嘉在尼首都加德满都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自述了她的“斗争之路”。
15岁当上“妇委会”主任
我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定要成为党的人。
我的父亲是尼泊尔西部康赞普尔县的（尼泊尔共产党）党员。我的母亲经营着村子里的一家小店，也是党的支持者。从小，他们就向我灌输党的思想。
1995年，我12岁，在父母的安排下，我参加了党的文化团体。当时的任务是进行各种表演，内容是鼓舞人们去和旧政府进行斗争，我非常喜欢。
我那时还尤其喜欢文学。14岁那年，我从朋友那拿到了一本书——《青春之歌》，作者叫杨沫，女主角是林道静。那本书我看了三遍，林道静几乎成了我的偶像。
1996年，党发动人民战争（指“毛派”武装与尼政府军的战争）。由于党的力量还不强大，就积极在全国开展宣传活动。15岁的我就成了县妇女组织主任。虽然年纪还小，但我当时没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我当时只是对能承担那么大的责任，能为人民做那么多的事而感到自豪。
大学里秘密入党
我边领导县妇女组织边完成学业。2000年，我考上了加德满都一所大学。
因为有党内的渠道，我一到大学就进入党的学生社团。一年之后，组织上突然有人通知我：“你已经成为一名党员了！”
没有任何仪式，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2001年4月13日。那是我一辈子迄今最幸福的一天！
我在加德满都担任学生社团主席，但我还是将很大一部分的精力放在学习上。我觉得将来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一直这样工作、生活下去。
以林道静为榜样
2003年政府和党的谈判失败。那年的10月24日是噩梦开始的日子,我被逮捕了。
后来我知道那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还记得他们第一次用棍棒敲到头上时，我当时就倒在了地上，几乎失去知觉；在那里，每天只有一餐饭；我一直都被反绑着双手，脖子上套着铁链；24小时里随时都可能被电棒击打；每天上厕所不准超过三趟；甚至，他们还让我脱掉衣服，把我扔进冰冷的水里……
那是些暗无天日的日子。他们不准我们到太阳地里。那时侯我最大的兴趣就是看门窗里透过来的光线。尽管我经常觉得我可能在某一个明天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但我决定战斗到最后一刻——就像林道静和她的同志们在狱中做的那样。
发誓要更坚决地战斗
2005年9月党宣布单方面停火，准备与其他党派联合反对国王。军方受到了更大的释放政治犯的压力，10月初，他们把我转移到新地方关押。应该说，新地方情况好一些，我说的是殴打基本没有了。但你可以想像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蒙着眼罩吗？
11月，党和其他党派达成协议，共同反对国王。经过一番波折，我终于在12月获得自由。
出来那天，我照过镜子，22岁的我，脸上几乎没有血色。同志们说我眼神恍惚，但我觉得我充满了力量，我发誓我要更坚决地战斗。
党很快就安排我到印度接受三个月的治疗，并负责一切费用。2006年，身体基本恢复健康后，党要求我重返加德满都。不过，遗憾的是，我错过了迫使国王交权的那场斗争。
记者手记：阳光·咖啡·23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没想到新年前收到的第一条贺岁短信居然是比娜发来的：“happy new year 2007”。
认识比娜纯属偶然。那天正采访一名电影导演，她的纪录片《炉灶，短衫和枪》讲述了尼泊尔“毛派”中几名女性成员的故事，当然也包括比娜在内。不料，导演有事先走，她约了比娜在同一个咖啡馆见面，十分钟内就到，非要我帮忙招待一下。
咖啡馆在市中心，只有背面有墙。趁顾客不多我选了顶层一张阳光最充分的桌子——刚看完电影《炉灶，短衫和枪》，知道比娜曾被长期幽禁，我想她一定不喜欢阴暗——加德满都干季下午四点的阳光清澈而不浓烈，正好。
十分钟早过了，比娜还没来。我就开始猜测她今天是否会爽约。毕竟，新闻预告那天下午七党联盟政府可能要与反政府组织敲定临时宪法。如果敲定了，比娜可能要安排第二天的庆祝游行；如果分歧太大，比娜可能也要指挥学生社团对外发表意见。
“嗨！你是章？”我还没反应过来，从楼梯口上来的女生已经快步走到跟前，大方地和我握手。她略微黝黑的手掌在女孩中属于宽大的，有点粗糙，握手的力度比较大。
她的外表并不出众，一身运动装的中性穿着，头发梳成马尾，头上扣着个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但仍能看见额头的皱纹。她和当地普通女孩最为类似的打扮是耳环和鼻钉，毕竟才23岁，是个爱美的年龄。
真难相信，就是眼前这个女孩15岁就成为一个县的妇女运动负责人，20岁就开始忍受非常的囚禁生涯。
“我只能和你聊一个半小时，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她要求尽快把问题一个一个地问完，但这样的采访会很尴尬，所以到了餐馆后，我就先挑些轻松的有点不着边际的问题。“没有男朋友吗？”比娜手捂着嘴笑了起来：“我还没有结婚的计划，也没有男朋友。不过，你说对了，我们党提倡自由恋爱。”
当然，我最想知道的还是她是怎么挺过来的。“在囚禁的日子，你想过可能就出不去了吗？”比娜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根本就没想过还有活着出来的希望。”——后来我整理照片时才发现，回答这个问题时，干练的她眼里含满了泪水。
来源：国际先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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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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