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人口流动何必祭起“证管法器”？

　　日前，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梅松建议北京市实行就业许可制度。他表示，该制度不存在歧视外地人的问题，其核心在于能够比较合理地安排流动人口的流向和输出。（《新京报》1月25日）

　　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就要实行就业许可，就要祭起“以证管人”的“证管法器”，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一般来说，实行就业许可制度得有两个前提。其一，劳动力市场统一开放、公平竞争，人口能够自由流动，没有户籍藩篱，以保证就业公平。其二，城市各行各业的用工需求总量及其动态变化及时明了，比如说，北京需要多少理发师、厨师等，什么时候缺了多少，都得有统计数据作支撑，以保证供需平衡。而在这两个方面，北京目前均尚难以做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实行就业许可制度，不但达不到合理安排流动人口的流向和输出的目的，难以实现岗位和人才的最佳匹配，而且势必提高外来人员流入城市那本就极不合理的“门槛”，加剧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二元结构给外来人员带来的歧视，产生新的就业不平等。

　　同时，实行就业许可制度还容易衍生其他问题。一项办证一份权力，一个办证一份收费。在朱镕基同志任总理时，国务院对办证问题调查研究的结论就是：让农民办证就是为了收费。我们看到，尽管国家有规定，一些地方之所以迟迟不愿废止某些办证制度，甚至在废止后又重新生效，譬如前段时间广受诟病的暂住证制度，归根结底是一个“利”字在作祟。实行就业许可制度，不收费还罢，一旦扯上收费，极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和寻租行为的发生。此外，还会给人落下政府无能、动不动就“以证管人”的口实，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

　　其实，就业是市场的事，应坚持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方向，政府最该做的就是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保证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因此，笔者以为，实行就业许可不如加强就业引导。既然北京目前是人口无序流动，外来人员来京之前并不知道北京需要什么样的人，那么，政府就应该加大力度收集准确的就业信息，并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发布，让外来人口了解北京的就业需求，让他们来京之前就了解能否找到谋生的工作。同时，采取求职登记、提供用工缺口咨询、进行职业指导等多种方式，加强就业引导，使外来人员有“向”而来，从而合理地安排流动人口的流向和输出，而不是动辄祭起“以证管人”的所谓“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