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编织全球追逃网 “引渡”受阻原因多样

　　重大事件

　　-2000年12月28日，我国颁布引渡法，建立了先进的对引渡案件的司法审查和行政审查制度。

　　-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都以超长的、具有创新性的条款调整引渡合作问题。

　　-2004年，对引渡制度具有变革性意义的“欧洲逮捕令”制度开始在欧盟成员之间实施。

　　-2004年，中国银行开平支行4.82亿美元特大贪污挪用案的主犯之一余振东，被采用引渡替代措施成功地从美国遣返回国。

　　-2005年11月，我国与西班牙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并且首次引进“死刑不引渡条款”。2006年4月29日，中西条约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2007年1月21日，法定的期限日，被请求引渡人沙宾科夫没有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对于他应否被引渡回国的审查，中国方面进入了最后一道程序———国务院的行政审查。

　　10天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向他送达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引渡裁定书。

　　今年41岁的俄罗斯公民沙宾科夫·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2006年2月10日，被俄罗斯联邦向中国请求引渡。

　　1月23日，记者从沙宾科夫的中国律师翟建处得到证实：沙宾科夫同意被引渡回国。

　　此前，俄罗斯联邦在引渡请求书中承诺。沙宾科夫回国后将不会遭受酷刑或者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处罚。

　　如果对沙宾科夫的引渡不会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不久后，他将在我国公安部的执行下踏上回国之路，并接受俄罗斯联邦的审判。

　　“这是一起意义重大的‘被动引渡’案。”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该案的审查过程严格遵守我国《引渡法》确定的规则和程序，把引渡合作真正变成了一种司法合作。

　　被请求引渡人也不再是国与国之间交易的筹码，而是引渡诉讼中的一个主体，有充分的机会和权利来为自己抗辩。

　　充分彰显引渡法的精神，是我国大国司法形象的一种体现，某种意义上，也表明我国的涉外法制度日益和国际规则接轨了。

　　为什么需要引渡

　　引渡，是中国民众近来关注的一个热点，往往伴随着经济犯罪分子的外逃，以及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

　　东北高速3亿元失款案的涉案人之一高山，其涉案数额已增至10亿元。据报道，高山潜逃到了加拿大，现已在加拿大警方控制之下。在我国公安部向加拿大警方列出的引渡名单中，高山赫然在册。

　　还有多少“高山”在逃？这些在逃的“高山”们究竟带走了多少资产？根据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目前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在800人左右，涉案金额将近700亿元人民币。

　　尽管这组数据备受质疑，被认为大大缩水。但这仍带来许多难题：追逃成本大、资金追讨难、大量贪官逍遥法外，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公安部首度公布了“追逃成本”：国内的普通追逃在万元左右，最高达上百万元。国内追逃成本尚且如此高昂，国际追逃就可见一斑了。仅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期间公务往返、查证取证，成本难计。

　　与各国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借各国之力为中国缉逃，成为中国政府的现实选择。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有一些人在外国犯罪后逃来我国。同时，贩毒、劫机、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时有发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必要与我国合作。

(责任编辑：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