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辛苦一生挣到的房产证”

　　    “我能不能说一说我的心愿，让开‘两会’的省政协委员们知道。”今年74岁的陈德玉老人当听到本报开通了“两会”博客和“两会”热线电话后，挣扎着已经行动不方便的右腿亲自找到本报“两会”报道组的记者，希望为他捎上久萦于心的夙愿。

    深深的房屋情结

   陈德玉老人对记者说：“我不会上网，6年前我得了病，成了半身不遂，脑子不太好使了，说话慢，打电话也说不清楚，所以才要来面对面地告诉你们。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长时间，但在有生之年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拿到我和老伴辛苦一生才拥有的惟一一套住房的房产证。”

    随后，他向记者讲述了他现居住在二楼的一套66平方米（建筑面积）房屋来之不易的经历。

   “我是安徽人，家里就我一个男孩，20岁时逃荒到西安。为了糊口，我干过搬运工、拉过架子车、拾过破烂，反正只要挣钱，什么活都干。刚来西安时没地方住，经常是露宿街头。后来，我在北门里的一个大垃圾坑（现为糖坊街西安市23中）旁边盖起了一个窝棚，就是农村在西瓜地里临时搭起的那种草棚。1954年，在我21岁结婚时，草棚就是我和妻子的新房。当时，还有我们的一些老乡和许多来自外地的无房者在此搭棚建家，当时共计有十几家吧。1955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在简陋的草棚中，夏天太阳一晒就透，冬天到处透风，那时的辛酸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

   后来，在我们所住附近的北洞巷，有一个老乡盖的草房（简易房）不要了，我和妻子花40元买下后，又逐渐地通过拾旧砖、土坯进行了翻新，盖起了一间半平房，面积有50平方米。1958年，我被召进西安高压开关厂当上了一名工人，生活越来越好。从1957年开始，我们夫妻和4个孩子就在这里生活了34年。1991年，西安市政府开始实施拆迁改造，我们全家可高兴了，拆迁时，西安市房地二分局旧房改造办公室收走了我原住平房的房产证和土地证。我们在外租房过渡了2年，在交纳了1.2万元的面积补差后，于1993年国庆节搬回由政府给我们盖起的新楼房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进楼房，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都得感谢政府感谢党。

   可是，十几年过去了，当时收证部门许下的5年后发放新房房产证承诺却一直都未兑现，改造办公室1992年给我的《协议书》、《拆迁安置结算表》等3张纸已经都发黄了。因为没有房产证总感觉这房子不是我的，心里很不踏实。十几年来，我去问过无数次都没有着落。如今，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就想在我活着的时候拿到倾注我一生心血的房屋证明，因为这房子是我们夫妻一辈子的财产。”

    460余户老人的共同心声

   听了陈德玉老人的讲述后，记者特地前往北洞巷小区了解情况。小区内居民，房主年龄都在70岁以上，他们的生活经历基本和陈德玉一样，目前只有一纸协议书证明他们对所住房屋的拥有。在78岁马心征老人的家中，记者看到夫妇两人在房中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屋中生着煤炉取暖，做饭仍旧用着煤气罐。他告诉记者：“我们有电暖器，因为太费电，不是特别冷就尽量不开。”曾为北洞巷小区居委会主任、今年76岁的任敬琰说，北洞巷地区属于政府低洼改造项目，整个回迁户共计460余户，都没有拿到房产证，这一直是大家的心病。因为没有房产证，房屋就不能作为遗产、抵押产，从而引发出许多问题。十几年来，为了房产证一事，这里的每户都几乎询问过上百次、上千次之多，不少户主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此外，随着西安城市的发展，周围家属院逐渐都用上天然气、供暖等设施，可我们这些回迁户还停留在原有的落后状态，成了现代化城市中被遗忘的“角落”，真盼望政府能够了解我们的现状，知道我们的心声。

    本报记者 文锦 赵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