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学会科学管理国民健康

　　《瞭望》文章：学会科学管理国民健康

　　我国的经济起飞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消耗健康积累基础上的

　　文／黄建始（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助理、流行病学教授）

　　很多证据表明，我们还不会科学管理国民的健康。

　　比如，我们都承认，预防比医疗更为重要，事实上，政府投入很大财力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因为在制度设计时主要报销大病，客观上造成鼓励农民把小病拖成大病。

　　再如，一些急需面对的国民健康问题缺乏有效的研究和监管，导致公众对所谓“致癌物”草木皆兵，不科学的所谓健康信息和保健品泛滥成灾，违反医学常识的滥用“打吊针”现象屡见不鲜等等。

　　毫无疑问，国民的健康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作为动态的社会进步过程，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健康。作为一种经济有效的手段，健康管理是提高全民健康状况的最佳选择。因此，我们必须负责地投资，让健康资源增值；科学地管理，减少健康资源的浪费。

　　健康在中国二十余年的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研究表明，我国国力已经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国力增强的主要原因除了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大环境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巨大的、健康的、年轻的人力资源。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三十多年的巨大健康积累为我国经济起飞提供了雄厚的健康人力资源：国民的平均期望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1981年的67.9岁；到1983年，我国的医疗保障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基本上已有效控制了疟疾等主要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疟疾，非洲的GDP在35年里下降了近1/3。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带来了人们的健康。新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健康对经济的增长有反作用。健康问题不解决，经济会出现负增长；健康问题的解决，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根据联合国开发署的测算，在一定范围内，人均寿命每增加10%，GDP就增加1.1%。

　　然而，近二十年来，在同等经济水平国家中，我国的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很小，换言之，我国的经济起飞从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消耗健康积累基础上的。

　　一般来说，由于人力资源的生长周期，健康投资或健康透支有滞后的规律，约需15～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客观上是在不断地透支健康，现在后果已经凸现出来。包括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双重威胁越来越大，“未富先老”的挑战日益尖锐，人口质量和数量存在巨大改善空间等。

　　除此之外，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的威胁、城镇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肥胖等“现代病”流行的压力，甚至我们过去的健康透支也需要偿还。世界银行预测，我国因肿瘤患者造成的损失是1432亿元人民币，2020年将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占当时GDP的24.4%。肝炎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3600亿元人民币，吸烟致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56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烟草税收的3.5倍。

　　而到目前为止，健康资源的重要性还没有真正被认识，更没有很好被管理。现在这种放任健康资源自生自灭的状况，是支持不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认真管理我国的健康资源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中国能否解决国民的健康问题。

　　健康管理就是对个人和人群的各种健康危险和健康保护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过程，也是协调组织的过程，宗旨就是调动个人、集体和社会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物力资源，来控制疾病促进健康，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

　　具体做法是为个人和群体（包括政府）提供针对性强的准确的健康信息，并创造条件让全社会采取行动来改善健康。微观上，健康管理可以针对个人、公司或企业；宏观上，健康管理应该针对政府。

　　个人健康管理包括对重病人、高危人群、健康人群、慢性病以及一般疾病的管理。个体的健康管理是以研究为基础的，以医学和现代信息学为手段的可以定量地进行效果评价，包括疾病控制和降低费用两个方面。它有一整套规范的操作过程，为医生、个人交流提供了平台。能够精确地确定管理的目标人群，因而能够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做到健康的最大化。

　　宏观的健康管理是从整个社会、政府/非政府组织到每个社会团体，都必须从注重疾病诊治转化到重视对生命全过程的健康监测、疾病控制和预防，并付诸行动。国家整体的健康资源管理需要一个权威的能够统一协调的组织管理机构，我国政府目前涉及到疾病控制的部委局有13个之多，面对健康需求和挑战却各自为政，浪费极大。政府应该转变观念，认真研究如何将人口负担转化为健康和发展资源的课题，把我国的健康资源摆到比水、电、煤这些有限的资源更高的地位。□

(责任编辑：柯芸)